《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九四五年，这首《沁园春》首次发表，毛的诗名立即天下皆知；不过，距词的写作已经十年，这荣誉来得有些迟到。现在没法知道他当时的感想，觉得事出意外，还是情在理中？仅仅读毛的作品，没有必要猜测这些，可是我对毛如何自我评价也有点儿好奇。他是不是未得承认之前，便一直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他以为好到什么程度？能把古代大家一扫而空，或者至少并驾齐驱？他后来自己说“对长短句的词学懂一点，”表示他颇为自负；自负到什么地步，这自负是从始至终的，还是经众人恭维才后起的——便难以细查了。
《沁园春》的确是他的突出作品，也难怪当时哄传；何况两雄并世，大家尤其会对这词流露的“帝王气象”敏感——中国的传统里，“气”一个字眼顶古怪，它的身影几于无所不在，而它的意义又简直无迹可求。把唯物、唯心之类西洋分法来对看待中国像“气、道”一类阴魂似的幽渺观念，恐怕最终行不通，我自己的体会，一戴了这类洋眼镜去翻旧书，旧书全成怪物，想不到它会那样别扭、不安妥，仿佛它像个人给拆散了又不分手脚地重装过一遍似的。也许得弄出别的套路来把中国的旧东西向当代转换，西方的那套法术水土不服，总不大灵光。这且不谈。“气”迷漫在中国人世事、心理的一切方面。一个城市、地区，望气家能看得见它是否有“王气”。一个人，善相人者也从他身上看得到不知什么“气”，跟他终生极有关系的；譬如从他讲话的口气、做文的口气里，判定他将来的职业以至成就。呼吸这种传统空气长大的人，一读到毛这首《沁园春》，立即会在心里抽口冷气，暗说这里有“王者之气。”中国是个不歇气地出投机家的国度，各路传说里常有这样的情形：因为觉得某人是真命天子，便死心踏地跟从他。我想，在当时，毛这首词对他获取民心，可能产生过我们没有考察过的作用，他那股王者之气会像空气，笼罩社会心理的空间，对大家发生腐蚀、催化。我有时还不免猜测，不少人——尤其知识分子——倾向甚至投向他，便由于这王者之气，至少含有这个因素。我不记得从哪里看来，毛词发表后，国民党组织了文人围剿它，我像还看过几篇那样的战斗檄文。假使我的记忆没错，便当得一个反面的证明，对手那样恐慌，当然由于感到它冲击社会心理的巨大气场；咱们不必亲眼看到别人怎样压弹簧，只消看弹簧反弹的强度，便了解压者的力量了。不过，我没有读到过对毛词这个作用的研讨。时代愈进，观念渐移，后人可能对“气”逐步陌生，想不到毛词可能会有这类功能；而且，政治的气候，大概也不支持至少不鼓励这样的探讨；毛词的这个非文艺的影响——假使它真存在的话——也许会沉入历史黑暗的底里，再浮不起来；实际上，恐怕大半的历史事物都呆在那里，摸着黑跟它作伴，它倒也不至寂寞。
这首词有个小毛病，出在“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一句里。山而能舞，我们可以理解，山形蜿蜒屈曲，像爬走时的蛇身；要把这个印象写得更刺眼，“爬”而变“舞”，夸张一下无妨。可是，我们想象不出一大片高“原”怎么引起人“驰”的感觉来；难道大家全站在太空里，看见地球自转，这高原也像毛诗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么？“山”非“原”，“驰”非“舞”，“原驰”也不能认作“山舞”的重复。即便这山便在原上，还不能由原上的山动感到原动；恰好相反，山在动，原便显得是静的，正因为把原当为静物，山才有动势。伽利略以后的一群物理学家以为，相对运动的两个物体，既可说甲在动，也可说乙在动；恐怕也不能借这隔行的外援来为词作解嘲，因为物理学家的讲法都有前提，讲一方在动恰恰由于把对方当作静止的参照系。或者可以这样辩护：下句是对上句的补充，“蜡象”便指山，“山在原上驰”。不过，把“舞”和“驰”同时加诸一山，这山既载歌载舞，又载奔载驰，那便“又作巫婆又作鬼”，自相矛盾了。舞跟驰是极不相同的两种动态，无法并存，山要么在舞，要么在驰。如果感到山在动，把它形容为舞，或者形容为驰，那无关紧要，我们不是作者肚里的蛔虫，他精密的感受到底近于舞还是近于驰，我们不知道，也不必去死抠。但是，作者有责任把话说周密，把谎编圆转，他得照顾读者心目中对事物可能性的限度感。否则，作者的想象，读者会觉得不像，作者自以为佳想，读者要当为瞎想了。作者可以虚构，但是他不能叫人感到虚假。这种对事物可能性的限度感，由一个人多年——甚至人类无数代——生存的经验所建成，后边的靠山是我们向外界的感知、生存方式，更进而也就可算为外界的实存性质——只要我们不做哲学玄思——所以，这种限度感不单蛰伏在文学里，也浸润在哲学、科学里。比方佛家讲涅槃境界，说它“非生非死”，这个状况违反经验的可能性，所以佛家立即补充说：涅槃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无法想象、无从谈论，这样便把它与经验划清界限，宣布经验的那些法律全部作废。在量子理论里，有个咱们外行完全“不可思议”的所谓“波函数”，它描述的现象也跟经验迥异。薛定谔用一个思维实验来显示它叫人困惑的特性：根据波函数，一只猫会处在生与死的“叠加”状态——“非生非死”的状态里。无论立足于经验来怀疑理论，还是踢开了经验以保护理论，都根源于对事物可能性的限度感。当然，文学也可以借来哲学手法，事先跟读者打个招呼，告诉大家这里是另一个国度，经验的法律失效；或者设置一个框架，勾引得读者不自觉地放松对经验的固执；总之，叫可能性限度感暂时让开，绕过它带来的心理抵触，然后你才可以在那里胡闹，读者也跟着你胡乐——在这点上，毛那句词不够谨慎。对于一首好作品，这样的小疵瘢只等于人的一个小雀斑，不影响大局面，我们当然不必戴了显微镜，见木不见林地指责它。可是无妨指出它，好表明没有什么东西会是十全十美的，除掉虚假不真实之物；也许还能间接地令我们想到，把毛词吹捧得十全十美的那些话，也不会是十足十成的真实话。
这首词的下片评述了五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认为他们都不行，比不过“今朝”的“风流人物”。评述的侧面，是他们的“文采”。秦始皇没有留下作品，不过生长帝王之家，当然读过书，他看了韩非的《孤愤》、《五蠹》，感叹不能与作者同游，表明他有正常的阅读能力。刘邦与项羽一起造反，要抢秦始皇打下的天下，两人也同以轻视“文学”——古代意义上的——著名，所以诗人把他们俩一块儿评论：“刘项原来不读书”。史载项羽少时学书学剑，两皆不成。刘邦怎样读书，不得而知，肯定不会是文盲，他当过泗水亭长，想来非看得懂文书。顶羽讲了句轻视书的名言：“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已经有豪杰之士的洒脱。刘邦更痛快淋漓，一派流氓无赖暴发户的口气，他论治天下道：“乃翁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人家请他重视诗书，他便自称“你爸爸”，像泼皮小孩向同伴摆威风时充人家的“老子”；诗书当然连儿子也够不上，只做得成“龟孙子”了。刘顶各留下一首肆口而成的名篇，刘还写有《鸿鹄歌》；不过，都不得力于文采上的修养，而借着时会、经历的便宜。毛要藐视古人的文采，所选尽是开国之君；刘邦一手打下汉朝，又是瞧不起诗书的无赖，留下口实，本来最有资格入线；可是毛在汉朝偏取汉武帝。这也许因为写成“汉祖”会与“宋祖”重复，写成“汉高”不协于律，写成“汉帝”又嫌含混。武帝的文采比高祖要好，他的《秋风辞》、《瓠子决》现在还是汉诗的常选篇目。唐太宗虽不是开国之君，不过他父亲李渊没有名望，只相当唐朝的一个引子，我们印象里，唐朝几乎是李世民建立的。太宗可称得起风骚，他能文善书，文字上做过《圣教序》，书法上与唐明皇一样称为名家，现在出版的临习范本，还偶有他的手笔，譬如《温泉铭》——虽说真学他的人怕绝少。启功先生那本顶爱人的《论书绝句》里讲太宗的字“妙有三分不妥当”，我鉴赏力低，眼中有鬼的，只想把“妙”字改为“稍”字甚至“恨”字。宋太祖没有文名，只留下来写日的一首短诗：“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月。”《后山诗话》记宋朝攻南唐的时候，南唐派徐铉来使，宋太祖又向徐铉念出一个写月的残句，说是自己还没发达时写的：“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