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者常落进一个矛盾里。作品如果留有更大的理解空间、引起众多的理解分歧，便易得勾起读者的兴趣。艺术追求含蕴，跟这个理解现象密切相关，可说是它的某个侧面的曲折运用。含蕴等于不说破、不直说，而由读者的思维来补足、寻到文意，它提供了想象的自由，逼迫着读者非得自主，这样的理解才给读者带来乐趣。读者是这样一种人，你走上门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现成食喂他，他不爱吃；他偏要破饭碗、败衣服地上你的门来，向你乞食，才吃得香甜；他不是懒骨头，而是些贱骨头。好些作品不仅仅是写得含蕴，而故意写得含混、富有歧义的可能，作者想必灵巧地在利用那个理解现象。如果作者刻意要传达自己的思想，又非得借助文艺作载体，他不免陷入两难境地。他得给文本无休止地加以限制，以图影响读者的理解，使读者的思维象磨牛似的，老老实实踏自己的思想辙迹走路；可是读者不爱做磨牛，而爱做野马，这种限制与理解的乐趣相悖，作者会损失作品的艺术魅力。比方，由于形象太含糊，会引起各种歧义，作者便把干巴巴的议论来代替它，结果读者的想象便给牢囚枷锁，只得逆来顺受，它会感到极不痛快。不知有没有论者认真探究过这个矛盾，大家常提到含蕴，教导作者有话不直说，可是，似乎不曾挖掘含蕴这个问题所寄生的那片土壤；大家只意识到理解需要自由，而没指出写作的本性恰恰是限制。一切言说都是限制，只要它试图达意；它得从无穷开放的语言天地里圈出一个意义的小范围，把它指示给听者，那便是所达之意。譬如讲“人”一个字时，我们便把广漠无涯的存在事物限定在某一种动物身上了。如果写作不是限制，那么，含蕴这个问题不会发生；既然作品不在讲话，还谈得上什么直说曲说呢。只有写作的限制与理解的自由两相别扭时，含蕴才露面，它实际上在警告我们两边都不能得罪，既要把话讲清，又不能把话讲明。好些作者过份地向那个理解现象投机，他自己没有或者放弃思想，只制造一个含糊的文本，来蒙哄读者的想象自由，以图获得声名——常州词论所讲“寄托”，似乎便含有这种取巧圈套，更不说当代的写作——换言之，他无话可说，而偏无可无不可地在说话。我的观念较为传统，觉得作者总还得有话可说、有话想说，才值得拿作品来说话。假使他只无话还偏要说，好像嘴痒似的，那么，他大可不必写作品，找两个长舌妇一起聊聊天，也说足够止痒了。如果我这个观念还算对，那么，作者所遇到的矛盾便是文艺的固有矛盾，也许还是文艺的基本矛盾，值得批评家注意。一个作者实际只做了两种事。第一件，限制文本。叫它听作者的话、传作者的意，以使读者听了作品的话，便知作者的意。借用钱锺书的词汇，他得控制作品这“中间”人不变为“离间人”，挑拨作者和读者的不和。这样，作者便借作品讲了话。第二件，蒙哄读者。强加给读者的话意，做得来要好像读者主动寻到的。就像逼清官纳贿，既要把东西送给他，又要巧舌如簧，叫他相信这东西是他劳动所得，否则他便不肯收了——当然实际行贿时不必这样劳神，因为清官绝了种——这样，作者话便讲得有艺术性。作者要两面讨好，而很可能两面都讨不到好。他遇到的这个矛盾根源于文艺内含的背悖；作者想借作品讲话，谁知读者买椟还珠，只听作品说话，不听作者的了。一切说话都不可能完全达意，日常交谈里，说话的误差、理解的偏差可由另一句话来挽救，可是作者没这个方便，作品是第一位的，作者站在作品之外补的话不能上账——譬如毛对《沁园春》的申明——作者本意与作品文意相距可能更远，而且作者犯下的错误死也不能改悔。所以，作者只得预先拼命地限制作品，以图防患于未然。由于文艺固有的含糊性，偏差会更大，限制愈发困难，作者不得不给读者理解的自由；由于理解稍自由才有魅力，作者还常不由得想放纵这个自由。可是他要讲自己的话，而不是随作品去乱说、由读者去乱解，便得限制自由。
我们前边讲“心有语而笔不足”，便因为这个矛盾在跟作者过不去。诗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手段是：大体上用形象说话。形象本身便带有含糊性，它与作者想借它传达的思想并非一物，而作者必须写得让读者很容易由形象推论出那个躲藏的思想。文艺最初级的层面，便给读者想象自由留下了座位，思想不是直接向读者摆明，而像寓言里的葡萄，需要思维跳一跳才够得到——当然，跳了也还未必够得到，希腊寓言里那只狐狸便失败了。文艺据说是一种消闲品，这消闲品也像另一种消闲品：瓜子，我们嗑瓜子时，得先把壳壳咬破，才吃得到瓜仁。大千世界有无穷的物象、事象，作者只选那些能引人联想到自己思想的形象入诗，这便是对文本的限制；一个形象还可能具有包涵多种思想的潜力，那么，作者得进一步苛刻地加以限制，缩小它可能意指的范围。可是无论怎样缩小，只要还用形象，思想便经过包裹，而非一丝不挂。我们举最简单层面的一个例子。作者感到愁苦，倘只把“愁”字写满一本书，读者便要发火摔书了。大家按惯例写春的落花、秋的落叶，便付与了形象；读者看见的这些形象本身并非愁苦，他要找到愁苦，得利用往日见落叶便起秋感的经验，从而推断这些形象背后的情感。思想可以比这个例子里的“情感”更加抽象、宽泛、复杂，问题因此愈发繁琐、困难。总之，作者要传达思想，先须保证有诗味，跟读者的想象自由相妥协，他不能直奔主题，得拐入含糊之中。好比男女结合，先得马拉松地恋爱；男女关系的魅力，也恰在这大段弯路里。“笔力”的一部分意思，便是用笔在保证含糊的前提下，使这含糊能通向一个透明的思想，你得找到一条路，让读者的思维自然地由含糊的形象联想到那个不露面的思想；这条路是作者预先安排好的，可是做来要像读者主动寻到的。这当然很难，如果避难就易，有话直说，那么限制到极点，自由也便没有了，读者会退避三舍；好比初见女孩子便邀她上床，她立即给吓跑了。毛自己经常遇到这个矛盾，不过他似乎对它没有明晰的思考，所以像好些人，时常碰面，而不相识。他标举“云横”一联而不取“冷眼”一联，感叹诗难，自说没有诗味，都暗示他在表现思想——无论新旧——时遇到阻碍。他写“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时抛掉形象，赤裸裸地展览思想，便不像诗。他的一些思想古人没有写过，因而他可以倚赖古人的程度减弱，更显出他孤零零一支笔突不破形象的含糊性。我们把《沁园春》做例子来看他碰见的困难。
据毛自己的注解，他对那群帝王的轻邈，本意在于反封建：“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三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深知文艺的特点，所以他不指名道姓、心直口快地“反封建”，而把这个意思寄生在“文采、风骚”之类东西上。他也意识到，仅仅“文采、风骚”上的评述，本身还不就是“反封建”，意义躲在字面的后面，得由读者自己去寻找。那么，我们应该留心，词是不是提供了一条从文采到反封建的想象线索。
古代诗歌有个大名鼎鼎的传统，把“美人香草”来代指君子，“萧艾”恶草影射小人。这是诗歌把形象与思想联系的一个经典范例。毛没有就便借助它，也许因为“君子、小人”陈旧之谈，已经封建气重得刺鼻子，不合适用来反封建。其实，如果把“那些人们”用“小人”一词来谩骂一通，而自命“君子”，倒足以表示与帝王们势不两立；虽然这个对立仅仅表了个态，没提供实质性的思想，看不出所“反”恰是“封建”。美人香草只给人物贴上“正、反”的标签，像京剧的脸谱；它终嫌简略，难以应付一个思想可能具有的复杂的事物关系，正如光看脸谱当不得听京戏。譬如小人得势、君子失意之类意思，便得为美人香草添加点儿什么，才讲得清。可以把“萧敷艾荣、兰摧玉折”连贯起来；这个添加实际上便是添加了一层限制。再譬如“小人把持君主，致使君子去位，不得进用”，美人香草就越不敷用了，因为君主横插一脚，蛮挤进来，美人香草没留他的地盘。屈原把“荃”来指代国君，可是荃也是香草，这个三角关系不易表达得不紊乱。古人便请出“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来。“日”是君主的传统意象，“浮云”便指小人，君子在外，日光给云遮得太暗了，连长安这天子之都也看不见。辛弃疾写月：“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按这句抄自杜甫——大家自然地联想到他在骂小人当权，以致什么事也干不成；因为桂遮月光与云遮日光这个传统相连带。毛词的“文采”没有任何传统的背景、古人留下来的老路，把我们自然而然地给勾引到反封建上去。另一面，浮云日光、美人香草，都把自然的物象来比喻人事的状况，比和被比极有差别。毛要骂帝王封建，借助的是这些帝王的文采。封建和文采同是一个人心灵的两个侧面，比和被比跟帝王的关系处在同一层面、同等密切，我们很难想到一个是比、一个是被比；尤其在被比没露面的情况下，我们只会把比喻当为实写。譬如，我们说秦始皇耳聋，读者万万想不到我们指的其实是他眼瞎；倒是很可能由“耳聋”这个生理特点联想到“不听谏”那个心灵缺点。毛讲秦始皇没有文采，我们也决计猜不到他原来很封建。如果定要用“文采”来反封建，毛至少该这样说：秦始皇们都有文采，而风流人物却鄙视文采。这样，他便建立了今人与古人的敌对关系；虽说“有没有文采”还不能叫人想到“是不是封建”，总算给了点儿想象的由头。假如他指出帝王们没有文采，而今人有，也能表示两者敌对；不过，更加曲折了，反封建的主动一方是破“已有”之物，这里的今人是自己有，而蔑视以往没有，更适合表现“立”，非拐个弯才论得到“破”字。毛选的便是这么一条弯路。他说前四帝文采稍嫌不够，是肯定中的遗憾；而成吉思汗简直连字也不识，否定得没保留；唯有今人才十足地文采“风流。”可是，他在这里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把自己严正的立场软化，向自己的敌人妥协了，他站到帝王那一队里，没保住基本的敌对关系。惋惜人家文采不够，那么，言下之意是：文采本身值得推崇。他把文采分为三个等次：不识字、文采稍逊、文采大好，而今人处在最高的一档；今人与古人只是一个方向的前后关系，不是两个方向的敌对关系。他该一句论定，前五帝完全没有文采，不该把五人分出程度之别。他在词里只说五帝做得“不够”，而没有严词斥责他们做得“不对”，今人与五帝之争只是百步与五十步之争——打仗逃命的时候，逃一百步的笑只逃了五十步的速度太慢而已，并非向前冲的英雄责骂向后逃的懦夫没胆量。如果毛不能把今人与五帝的关系限制在“敌对”上，读者便无从想象他在“反”封建；如果他做到这一点，读者还想象不到所反恰是“封建”，更顺理成章的想法是：反五帝读书少、文采弱。假使毛把末句“还看今朝”写为“还看工农”，像他自注里所表白的那样，那么，蔑视五帝的不但是作家，也是一个阶级；不过，这阶级所反对的依然只是文采不够。我们试着“篡改语录”，把这词也改易四个字，也许更接近毛的原意：“惜”改“笑”，“略输”改“略无”，“稍逊”改“讵有”；这样，那五帝便成一丘之貉，给一棍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