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到三五年间，毛词的主要内容是军伍战争，记录了当时反围剿、长征等等大事件的好些小片断。里边有直接的战斗场面、行军的进程、或战争中的感想，大都文词浅易。《采桑子·重阳》说：“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廖廓江天万里霜。”结句把意境拓入宽广辽阔之中，是个好句。《忆秦娥·娄山关》格调苍雄，非常完整，没有懈隙；《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饱满酣畅，色调丰富；都是圆熟老练之作。我把这两首词录在后边。《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一九三零年的一月和二月，毛的《如梦令·元旦》和《减兰·广昌路上》都写行军，构思也类同，都把重点放在行军的目的地上：“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我们不由想起一则故事。苏东坡跟秦少游见了面，互问近来的作品，秦举一句：“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批评道：“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从楼前过。”他举出自己同样写楼中事的一句：“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补之在旁边插话道：“三句说尽张建封一段事”——据说，楼中所谓“佳人”名盼盼，是张建封之子张愔的侍儿，张愔死后，她不肯出嫁，居张氏旧居燕子楼十年。有的说法以为她是张建封自己的侍儿。这都可以不论。毛词花了二十二字，仅仅指出一个行军目标。东坡算得毛的老师，假使异代相逢，他也许像对另一个学生秦少游一样，对毛表示不赞赏。
毛词写具体的战争场景，有较为灵活的笔法，譬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我们不免想起对他的一种称颂，说他用诗词描写了革命内容。他写的当然是革命战争，不过，大半看来，他的写法，像他所说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移来写任何非革命的战争，都无不可。便是说，他很少写得出战争的特别性质。
把旧形式、旧体裁来容纳新思想、新内容，是文艺里常新的旧问题。有个传统的比方便专指它：“旧瓶装新酒”。这个比方太轻易了，好像新内容装进旧形式，只像那些酒鬼把酒喝光了，再去打点儿似的，别人的新酒进自己的旧瓶，无往而不适，没有什么困难。实际上它像把别人旧衣改成自己的新衣，特别麻烦，因为腰身、个头的尺码人人不同，勉强笨拙地改成了，穿上身不免牵扯别扭。旧的形式并非孤立的，像俗语所谓“树丫里冒出来的”没娘崽，相反，它有来历、有势力，身后站着一长串祖宗，身边绕着一大群亲戚。一个旧形式总附带着一系列的传统背景或者说基础。譬如诗词这个形式，就有古代生活那个极其广博、深远、复杂的大传统作为根柢。古代物质条件、哲学观念、社会组织、世俗生活、语言环境，以致地貌气候等等一切方面，都构成了诗词的大背景，诗词便从其中生长出来。诗词比方水塘里一株荷，由池塘培植而成，泥水里含有各种有机物质，周围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单从荷花本身也许窥察不到。可是，这些潜势力跟教唆犯一样，会暗底下左右诗词，把自己的微妙特征渗透进诗词，影响它的功用、艺术特点。一种形式由大传统的各个侧面、层面培养起来，它自己也归属于、构成了这个传统。形式跟大传统水乳jiao融地合拍。它在大传统的监护下，也会形成自己的小传统，比如风格、题材、格律、情感倾向、用词造句的方式上，它都会沉淀出经典套路，它变得偏心眼，适合、趋近于某些特别的方面，这便建立了它大致的形象。由于这个适合趋近，使用它时走那一条路更易得成功，等于顺势走下坡路；因此反过来，它心眼偏得愈会厉害，不肯接受新东西，好维护自己的纯洁和嗜好。一旦与传统相异的新内容要挤进来，便会遭到传统本能的抵制。情形有点像男人向女人求婚，你得接受她眼光的挑捡，而她的眼光由她的生活环境养成、受它限制。她祖上父母亲戚的态度隐藏在她的眼光中，甚至直接出面干涉。你要对付的不仅是她本人，还有她那一大族亲友。如果你跟他们格格不入，即便硬性结婚，那些亲友左挑右拨，也很可能成为怨偶。古代生活与现代生活区别极大，要把现代生活写进旧形式，困难可想而知。诗词身上附有一大群阴魂，单枪匹马同那么来历深远、势力强劲的阴魂打仗，简直无从措手。
我只举一个最基本的情况。传统的格律诗词以文言为语言背景。倘拿文言来写当代生活，便觉格格不吐，终没法写得真切、恰如其实、恰如其分。甚至你在文言里找不到词汇来翻译现代日常语。便算勉强写出，那股调调、语气也不存毫厘，你把当代活人干制成了古代木乃伊。同样一个意思，用白话诗写可能很出色，而用格律诗写并不显眼，甚至不成看相。似乎格律诗等于私人花园，悬有“游人止步”之类禁令，或者向各路诗意发下腰牌；它只挑选一部分意思、允许它们自家人入内，不像公共场所，大家都可以自由出入的。相对地，一个意思进新诗可能很难，而进格律诗轻车熟路，格律诗把它烘托得特别耐品味。有一阵子，旧诗选本爱直接把旧诗翻译成白话诗，而且似乎成为一个时髦，就我所见，没有任何一首勉强可读。它可能传达诗的意思，决无可能传达诗的意境、意蕴。老实说，对诗而言，失掉意境和意蕴，便没法讲它还传出诗的意思了。出现这个情况，除掉译者把握白话的能力赶不上作者把握文言的能力外，定还关系到两种语言、两种诗体自身内在的区别。我们平常写诗时不大感觉得到这类问题，因为我们下意识地只选择易于进入那种形式的诗意、诗境，而抛开了不受那形式欢迎的诗意、诗境。[实际上问题可能更为深隐，因为在一个诗意里，很难区别诗的形式和内容，它们像是同时涌起、不可离析的。并非诗意是内容、这个内容可以进入几种不同的形式，而很可能一个诗意本身便兼具着内容和形式两者，如果理论上这两者真可能分开的话；换言之，可能不是我们下意识地根据形式在选择什么内容，而是另一种更浑沌微妙的情况。]不过，我们这里只袭用最普通的形式、内容两分法——形式是活的，一首诗产生的过程里，不但人把握形式，形式——挟带着整个传统——也在把握人，诗是两者互相矛盾、互相妥协、互相运动的结果。有人尝试拿白话来填充旧诗的格律，也立即束手缚脚。有漫长的发展过程里，旧诗词挑选了一大批适合它题材、风格等等传统的词汇，作为它的备用仓库。不用讲，格律也是挑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些词汇经传统细致的打磨，已经给旧诗词驯化了，你用它时便觉得得心应手，很听使唤。即使在文言范围里，想把不经见、不常用的语汇搬进格律诗，都很为难，勉强塞进去，常令人觉得生硬生造，好比熟人聚会里，闯进个生客来喋喋不休，举止惹人嫌厌，气氛立即僵硬。何况白话与文言很有差距，它甚至不大注意平仄、音节，句式语法也跟文言不完全一致，而这些都是诗词格律赖以建立的重要因素。白话进旧诗，语言方式便不顶配套，受到抵制，它要挤进去，往往给抟捏得不太像白话，而成怪话——古怪的白话。文言词汇的多义性、含糊性，也有利于格律诗的含蕴、吞吐之致，有这点上，白话便显得太单纯、太心直口快了。文言词汇经上千年、无数人使用过的，每回使用，都会附带上作者、上下文加给它的特别感觉，它自身便形成一部情感、意蕴的历史；有修养的作者使用它时，不自觉地会调动起它背后幽微的特性，而有经验的读者也利用自己的修养来回应作者，因此合格的旧诗老引起人深远的联想，读来意味绵长。白话文由古代白话小说、本世纪外国译文以及一些民间语言杂合而成，它很少继承古代书本的源流，所以在这方面，也显得不够成熟、不够厚实。不讲白话进格律诗，只讲白话自身的格律化，好些人实践过，在有千余年格律训练——只从文人理性地制订格律算起——的民族里，它竟然迄无成功。当然，我们不是说文言与白话只有区别，完全的话不投机；也许相较它们的共通处，区别显得微不足道；可是，对于那么精致的艺术形式，这点区别足够它互相别扭了。
毛要把旧形式来传达新思想，一直做得不很自如，不算很成功。他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他讲旧诗“束缚思想、不宜提倡，”可以窥见消息。束缚思想大约有两个含义。一，思想挣不脱旧诗。人一旦陷进旧诗，自己的思想也给旧诗中迷漫的落伍思想同化、罩住，再不能自由地随时代前进；好比蝇子一旦触上蛛网，再跑不掉，只好困死在那里。二，你的思想自己是自由的，只是写不进旧诗；好比那只满天活泼的蝇子，碰上窗纸便钻不进去。硬要用旧诗来讲新思想，舌头便给缚住了讲不圆转。假使毛自己写新思想顺溜无碍，他不会发这通议论，因为他将感到旧诗本身是开放的，而感觉不到那里有窗纸、蛛网的阻挡或者粘吸。可以自由进去的地方，也就是可以自由离去的地方，假使旧诗允许新思想的自由传达，它便不可能有那么封锢的旧思想来拖累缠死我们，它的传统的一切侧面一定是相当宽容、散漫的。古代有人声称，偏要在苛严的格律下自由地传情达意，他们比方为戴脚镣跳舞，以为这样才见本领。可见古人同样感到诗这形式的束缚。才力一不济，戴脚镣跳舞便会变成俗语所谓“戴石臼唱戏，人又吃了亏，戏又不好看。”古人没有今人那些受旧诗全面、极度抵制的新思想，他的困难主要在格律方面。即便一个平常意思，用文言文讲来毫不费力，轮到诗来讲，可就特别费心。因为诗是一切文艺体裁里最苛刻的，它对形式的要求太不近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