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略翻一九九六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毛泽东诗词集》，偶有所想，拉杂记之。它名为“杂想”，可是也未免想得太杂、拉得太远，显得特别罗嗦。此外，它涉及毛主席作品的评价，所以我讲话过于审慎，也导致繁琐拖沓——这是毛地位对诗歌评价发生影响的一个小例子。我清理稿子的时候，每篇都拿小标题断为数节，以便阅读；实际它们是连续写下来的，好些分法有腰斩的毛病，有心者无妨在想像里把文章连起来。
尽管话讲得唠叨，我知道这篇文字的说服力依然有限，我预备这样替自己解嘲：这只是一个读者的观感，真正有价值、有根据的评判，应该由有学问、有修养的内行给出。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写的《出版说明》，这个集子大概是目前收录毛文艺创作最完备的本子。从前也出版过他的诗词，我都没有通读。不过，像大半识字的中国人，他的创作我零断地知道一些。他地位、身份异常特殊，倘在帝皇时代，这些作品该恭称为“御制”，即使全是劣作，也会天下流传，何况他的确很有才华。过去几十年里，官方不准刊登旧诗、反对写作旧诗。这个政策直接与毛自己有关，起源于他所讲的一些话：旧体诗词“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思想挤走旧思想，整个教育已经取消了旧诗的群众基础，同时，生活形态也跟以往大异；旧诗实际上已没有几个人能读、愿读。可是，这种情形下，偏偏毛的作品能发表流布，以至于连几不识字的好些农民都能背诵，这当然得归功于他的特别身份。
一个人的地位不但会影响诗的流布——毛是诗史上突出到不近常情的例子——也会影响对诗的评价。“文以人重”是古今文艺界的一个基本事实。有人把“乌纱帽底好题诗”一句话来概括。文艺史像一切历史，不会公正。如果真有公正的文艺史，那么，它的产生，应该像女人的生产，一经写定，便无可更改易。可是，文艺史里时常把某人重作评价，把某人发掘出来，这表明文艺史远未公正。即便后出的文艺史，也未见得比它的前辈公正些，它也许只是另一个观念、另一种潮流对以往文艺的评判，甚至只是这个潮流观念提出来为自己造舆论、喊口号、做先锋、打边鼓的。历史总由现代来抟弄，随现在而变形。好些文人把历史只当为自己的材料，实际历史也只充当了史家的材料。“文以人重”也是影响诗史的一个社会学因素。当代人的评价会使作者确立声名，从而影响后世的评价；不但当代人在评论里会趋炎附势，而且，后代人在考据里也会趋炎附势，把古人的势利之见继承下来。当代的评价也很像一次初选，一个名位卑微的诗人落选了，他的集子可能由此散佚，弄得后世没有凭借对他重作评估，等于把他消尸灭迹，坟墓发掘的余地也没留下。我前一向读到一篇书法评论，讲哪里出土——似乎是敦煌石室——一张残纸，上面的书法极近颜真卿，成就也不相上下，书者大致与颜同时，受颜影响的可能性又绝小；可书者是个边关小吏，不比颜真卿是位名臣，他在当时没能够以书名。他还算幸运，留下座坟墓给后人发掘；不过，零纸只字，他再也不可能与颜争胜负了。诗书近邻，诗人队里，这样湮灭的不会是少数。不消讲，更有好些才华极好的作者生前连发表的机会也捞不上，作为诗人来讲，他等于从未出生——无论文艺史怎么出生、再生，总有些诗人胎死腹中。
“名诗人”一个词往往不表示他的诗有名作，只表示他的人有名气。假使他不但有名，而且当官，不但当官，甚且是管官的官——宋人所谓“官家”呢，那更不得了。什么都是官占便宜，文艺也不例外。古代生活以政治为中心，这点不待申辩。现代生活经济占的比例大了些，情形也未见变动多少，因为政治终是生活中极端重要的事。当今跑在最前头的美国，大家知道克林顿也总比知道什么大亨要多些。只要人类的生活还需要政治，官儿们便不会掉价，而会到处揩油。领袖的写作，往往跟大事件有关；而由于人心底里对权力、声名的欲望，或者由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大家对大事件的兴趣难以淡薄下来。要一颗心为文艺性守贞，也许比叫这个人守寡还困难，一不小心便会失足。便连文艺性本身，也不是那么纯洁的。
从中国古代诗人身上，也观察得到官位与诗艺的有趣关系。古代诗人常因为颇有诗才，便以为该当宰相，当不上便牢骚满腹。还有人的诗被比喻为某官僚，顺带地，他的官位也被预言不会超过那官僚，他便大不高兴。“诗能穷人”，或者“诗穷而后工”，是古代文艺常谈，所以诗人安慰别人或者自己时便说：不得升迁，正由于诗太好了的缘故；也许这样说：遭遇贬谪，正因为天要好诗。更有人说：“千首诗轻万户侯”，宁要诗，不当官，表明诗人的兀傲——这些情形都暗示文艺史的一个现象：诗向官、文艺向权位的倾斜。倘要研究中国文人的心态、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写作在诗人生活中的位置，这是好材料。
古代帝王业余好文，或者不务正业地好文的不少。陈后主、南唐后主——陈其年所谓“两家后主”——在文艺上是名诗人，在帝业上是败家子。据说历史上做诗最多的要数清康熙，有三四万首，把著名的高产作家陆游比得只算歉收了。[1]虽说康熙没一首诗流传为名作，但在当时，可以想见他被文人墨客吹捧的程度。对毛诗词系统、细密的研究和评价，我自惭寡陋，还没有读到过。学者们似乎采取一种聪明的态度：回避。谀之太甚，未免有伤学术良心，贬之太苦，恐怕违背时代倾向。这个二难处境，是学者在某些社会——也许一切社会——里的惯常遭遇，因为他是既学术的人，又是社会的人，这两方面对他的举动各有要求，有时合不到一起，甚至分裂为两极。回避不失为两面讨好的万全之策。当前有地位的学者，也许大半受到毛政策的伤害，因而对他颇有敌意——好些文人的笔下明白地显出这种情绪——我猜测这也可能是回避的心理因素之一。至于社会一般地流露的看法，毛诗词地位极高。另有一些人，称不起严格的学者，可也并非一般市民、泛泛读者，他们能借文字表达意见，似乎也写了些关于毛诗词的文字，或者文字中涉及到毛的诗词。我恍惚曾读一二，自觉想象得到他们大致的笔调。
毛自己对自己的创作，倒是有过自评。六五年《致陈毅》信中，便口吻极谦虚地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毛绝少写五律，可知他善于藏拙。《毛泽东诗词集》中所收五律，皆无足观。他的七律写得不错，但也只《解放军占领南京》、《送瘟神之一》绝好——他信的原文在“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下加了着重号——他最拿手的确是词。
据说，毛最爱读的诗人是唐代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古代偶有人把三李并称，我忘掉是谁了，也没留意内行的批评家是否曾这样做过。清代的金学莲跟毛有同嗜，他的集子名便叫《三李堂集》。三李风调相距很远，要从中看出共同的倾向，那是非得有些特别视力的，戴近视镜怕还有点儿为难，非望远镜不可——否则没法越过他们风格之间那样辽远的空间。当然，三人同姓，不过，因此便扯在一起，那只算得谱牒学，无与于谈艺了。
李白有口气豪壮、气格飘逸的一面。他跟李贺确可相通，譬如奇妙的想象力。不过，李白的想象瑰丽，李贺的想象奇诡，李白如天马行空，李贺等于磷火在坟墓间幽森处彳亍，性质大不相同。像一切浪漫主义，他们都爱写空虚不实之物，然而李白多写仙，李贺多写鬼。李白叫人飘然欲仙，李贺好些诗，真的叫人毛骨悚然如见鬼。古今通常也把仙才、鬼才来品目二人。李贺的体势迅捷，与李白的飘逸类而不同。李贺好用沉重、坚硬、尖利的字眼来写物，然后把迅捷的体势忽的强加给这物，使两个特点反衬得越加突出。李白没有这种习气。至于字面上一个好镂金刻玉，一个崇尚清水出芙蓉，那更天遥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