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看得到，在文意里，毛的本意给扭曲到什么程度，他的笔力没能使文意乖乖地就范于他的本意。诗人一向被称为“捕捉形象的猎手”，可是毛没把形象——人事之象——捕捉住，关进他预制的兽笼里，而徒然地满山追逐。不但如此，文意实际出现的限制、实际提供的那条路，允许我们这样想象：毛借文采做题目，瞧不起一切古代帝王，他骄傲、豪迈地宣布自己比他们行；只要稍加深文周纳，甚至不妨说，这里曲折流露出来的恰是帝王思想，他老爱把自己跟帝王打比。毛一生致力于肃清封建流毒，可是，正像剃头匠专职给别人剃头，他自己的头反而无人来剃一样，毛肃清流毒时也忘掉了自己，他自身的确继承了封建帝王的特性，拖带着他们那几千年的老影子。也就是说，深文周纳出来的观点，照样可以在生活里得到印证。这词的文意把我们引到邪路上去了，它不但没做作者原意的钦差，简直成为叛逆，通向的不是反封建的思想，而正好是封建思想。毛屡次出面替作品帮腔，说“文采”等等“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这表明他也意识到作品未能替自己达意，所以他自己来替作品达意。
我们前边提到的《木偶奇遇记》里，那位卡宾枪shou先想把逃跑的木偶抓去还给它的主人，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把木偶放走了，反而把主人投进牢房。我们觉得对毛词也该采取昏庸的第二种态度，既然创造物自具生命，要逃离他的创造者，那么，便叫它自由罢。硬绑在一起，他们也打架相骂，过不和睦。我建议，不必管毛的自注，单把这首词看为气魄宏大，要把古人一扫而空的成功之作。至于封建思想呢，咱们也不必管得。虽说文艺自身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带，判断文艺的标准终还不能用政治标准；而且正因为文艺与政治相关，标准才愈要隔政治远点儿，否则文艺将无以自立。从前把庄子定性为破落贵族的思想，然而，定这个性的论者自己还忍不住要读它，甚至注它出来，好叫别人也读得懂。这暗示，咱们只要对自己的阅读感受讲点儿良心，感受自己便不大理睬政治；它同时也暗示，文艺似乎确有自身的标准，虽说理论未必讲得清楚，虽说标准自身也可能给时代推着走。假使有这么一本书，它的思想跟流行的、官定的、甚至我自己的思想相反动，只要它把思想写得有力，我虽不甘心，恐怕也只好替它讲好话。陈琳骂曹操的文章不就治好了曹操的头疼么？谈到作者与作品，毛无妨自认，对“反封建”那个原意来说，《沁园春》是首失败之作。不过，读者没有义务承担作者失败的悲哀，也没有必要罪及妻孥，把这失败也算到作品的账上——作品依然可以是成功之作，就它实际传达的文意而言。
我写这篇杂想之先，手头没有论毛诗的资料，不想本节写到后边，意外地碰见一本。是一九八五年买的，曾经翻看过，至少看了前边十几页，因为偶有眉批，讲了些中学生的幼稚话。我对它早已没有印象，现在当然好奇，要看看那位评论家怎样评说《沁园春》。
他先否定了一个说法：“文采”指与武功相对的文治。因为秦始皇做过“书同文车同轨”的贡献，汉武帝、唐太宗的文治武功都盛，宋代文艺也卓有成就。他自己的解释如下。“这些英雄们只知道打下江山”，“据为己有”。但是，怎样“珍惜、装点她，使她焕发光彩，增添妩媚，由于社会制度和时代的局限，这些统治者是做得不够的，从这点看，他们就比较粗鲁无文，不懂风情，有负于江山的美好了，所以说他们不够文采”。“只有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管领江山的时候”，“她的艳丽的姿容”才“更美化了”。“我们对‘略输’‘稍逊’‘只识’等语的否定意义，决不能仅仅理解为有些不足，而应提高到历史人物的严肃批判来认识。特别与后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照来看，更可以看出对五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封建帝王本质的揭露。”
他那句“稍逊”不能理解为“有些不足”，简直是预搔待痒，早早备下的对我的反驳。不过，他得从毛词中寻到确切的证据，证明“风流人物”与皇帝们不是百步与五十步的阶梯关系，而是南辕北辙的反对关系，否则，倒还以“有些不足”为是，他的论说也不免“有些不足”了。至于词中没露面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立场怎么进了词中，也须解释；“文采”怎么揭露出“封建帝王的本质”，这个本质，词里讲是什么，更得劳批评家来代言。他对“文采”一词的想象最妙，捐献
这本书里还有个例子可以一谈。开首第一篇宗旨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诗人；是作为诗人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作为政治家的伟大诗人。”批评家先拉柳亚子、郭沫若两位大牌子名人跟毛唱和时的几个句子撑腰：“他们把毛泽东的词誉为‘千古词人共折腰’‘气度雍容格调高’，置之于苏辛纳兰之上，连刘邦《大风歌》、荆轲《易水歌》都难比拟，写出这样作品的词人，难道还不能称做大家吗？”在诗歌唱和这样的应酬里，无论如何都要口角春风的，何况对方是领袖。和作里的赞词未见得可当为文艺批评，而也许只是社会关系、官场套路的样品，包含着批评家自己所批评的“从作者的社会政治地位来决定文学价值的思想。”老实讲，我的态度更为偏激，我觉得向和作里寻文论，见事之不明，近乎到妓院里寻贞女——我不否认妓院里也偶尔会出贞女，中国古人便爱把妓女编为爱情故事的贞烈女主角；不过，有常识的人不会专去妓院找爱情、不会以为唯有妓院才有爱情。批评家这段话，要么表明他对文艺里的社会学不甚了了，要么表明他自己便在文艺里使用社会学，只要支持自己的论点，不管可不可信，也一股脑儿拉过来捧场。
柳亚子我毫无了解，只知道他与毛交好，毛对他也像颇为敬重，互相间有过唱和，《毛泽东诗词集》里便收有他在国庆歌舞晚会上吹捧、讨好毛的《浣溪沙》：“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郭沫若我同样不了解，不过，他顶会随风转舵，相当能谄谀毛——这像是当今许多人的共见。然而我对学界、学术都一无所知，这话不负言责。我几年前草草翻过《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的上册，印象是，他从杜甫那里所得的东西远过于李白，可是，他写《李白与杜甫》那本论著时，明白地贬杜扬李。这是否与毛亲李疏杜有关？果如此，那便可当为他人品的注脚了。意见相左，不挨逼时闭嘴不语，这可以理解；挨逼时违心讲话，也可谅解；既不同意，又不挨逼，偏还主动张嘴，违心谀附，那便不易辩解了。然而，论人无太苛，谈艺时也不必非去计较作者人品不可。一部心怀鬼胎甚至居心不良的论著，照样可能写成杰作，只要你论证得有力；正像普鲁斯特讲文艺，我们的成见总想象杰作先得感动作者自己，可是普鲁斯特说：“杰作也许是打着哈欠写出来的。”我们不必问著作的论点是自产的、遵命的、还是献媚的，只要讲得来使人不易反驳。《李白与杜甫》的基本论点，无妨贬杜扬李。使我不能信服的地方，在于他论证的手法太不正道，借用武侠书里的术语，未免有点儿“下三滥。”他讲李白是人民诗人，而杜甫比不过他。他论杜甫的地主阶级立场和情感时，举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歌里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一句，他便这样讲：“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屋来还要讲究。茅屋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他隐隐讲诗人不该怨天恨人。“三重茅”不过指卷走得多，而给郭沫若掐着指头给他细算，并且以为比瓦屋还讲究。那位屋漏儿啼的诗人在地下有何感受，咱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这些旁边人听了，也未免齿冷。吹下地的茅草给小孩子抱走了，杜甫老人家追不上，感叹这些小孩子“忍能对面为盗贼，”这不过人情之常罢了。郭沫若怪他：“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贫困，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郭沫若也忘记杜甫同情农民的时候了。杜甫自己房破受冻，当然诉苦，可是他最终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是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郭氏的述评为：“其实诗中所说分明是‘寒士’，是在为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杜甫《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须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这是我所见到的对别人心理体察最为细腻、深刻、柔情的诗作，只要咱们不向文艺里的大题材、大政治事件叩头捣蒜，这首诗便比三吏三别等都更见出杜甫的人民性、人情味、人道主义；这诗里被观察、体贴的那位妇人总非读书人罢？“农民的儿童们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这一问我们可以替杜甫回答，当然没想到，因为他只想要房子，好叫大家别挨冻，没心思像郭氏那样在旁边深文周纳地讲风凉话。毛不是讲么？“须知这是写诗啊。”杜甫那时候也不是在做建筑师，而在写诗，郭自己便是名诗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好像杜甫已经住进大厦里，烤着壁炉在讲高尚话似的。《李白与杜甫》里专立一章《杜甫的地主生活》。大家都明白他的深曲，想借此把杜甫与“成份论”勾连到一起。杜甫在成都时，有段时间生活较安逸，经营了草堂。他写诗时常常提及，讲什么要问人讨桃苗一百根、有竹一顷余，砍竹千竿、甚至万竿——抄书无味，我不多引——郭便把它们全当为实数，来细算草堂有多大多阔。别人讲这些话，我们可以当他为外行，可是郭氏读、写旧诗，都造诣相当可观，讲他分不清数字的虚用实用，那只好哄小孩子——他也确把咱们在当小孩子哄。李白挥金三十万、家里是阔商人、入赘故宰相家这些事郭自己都提到，可是从不把它们来证李白的地主生活；倒是跑到杜甫一个小草堂门前，拿出市井妇人的尖嘴来无理取闹。郭氏写这篇论著时，论点的功利性渗透进论证里来，这书便大可疵议。郭写过一首诗《和周二之作三首之二》：“练就坚铁心，灼热终不冷。我亦无特操，行同身外影。”注者这样解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出的操节，只不过是能做到言行一致，如影随形。”想来合于原意。不过，末两句单独提出来，也无妨这样解释：“我实际没什么特操，只像影子那样俯仰随人、不能自立罢了。”假使真有人这样注解，给郭百年后自读，不知他将何以自处？——虽然，论人无太苛。我把郭的诗来叫他自照，也许无意间便苛求古人了，心里根源或者出于对名人下意识的嫉妒；他那两句诗对被论者和论人者，都可充得自省自警的材料，当然，也无妨作为自嘲、自慰以至自辩的借口——要之，从郭写《李白与杜甫》看来，读他正经的学术著作都得小心的，何况向领袖应酬的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