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战争相连带的，还有爱国主义。它算不得什么理论上的主义，它不包含社会学说，不为制度提供根据，它更是一种狂热近乎宗教的情绪。它一直给美化、神化，不允许讨论和怀疑。可是，这种情绪的秉性拒斥个人，而亲近集体，而且相当极端。细想来，它这些品性，都可充极权的潜在温床。古代的爱国即是忠君，近代的爱国教育也总与忠于政府、政党、领袖连在一起，我们知道这底下的深曲。和平年代里，任何把爱国主义喊得山响的情形，都不大正常——由于极权在人类生活中有用武之地，它便时时阴魂不散。有用途的东西定会要求地位，有借口可利用也断不会叫它抛荒。所以，极权主义尤其值得警惕，它在我们这里长期订有席位的，但看它什么时候来坐。
前边只谈到“个人主义”的一个侧面，担心某些人的“个人主义”把别人的挤扁；好比说，一伙强盗内部分赃要均匀，免得弟兄们之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是，该抢多少赃物才适度，也便是说，“个人主义”自身多强才合适？这个问题没有触及——把抢劫来比方“个人主义”或说我们的欲望，并非调笑之词，因为人类并没那样的魔术，能凭空创造出物质，我们满足自身欲望的资源，最终都从自然里掠夺过来；科学的进步与否，不过指打劫手法的高明程度。虽说咱们自己不好意思承认，假使自然有知，它的见解想必跟我差不多。得给“个人主义”讲句好话，到目前为止，“个人主义”欲望并未学脱衣舞女郎，完全脱得赤条条，把它唯我的本相不吝啬地暴露个无余剩。这得归功于自然的教训有方，逼得它还保有点儿羞恶之心。人类所以大体生活在集体之内，最深远的根由便在于自然的威慑、恐怖；想在自然里讨吃，并不那么容易，自然降下的灾难既理解不清，更抵挡不住。事实上，离开集体，个人难以独存。心理上，自然的恐怖会给人类的心灵带来尖锐的压力，从比理性要深得多的层面上震慑心灵。当然，原始人也不会时时生活在直接的恐惧里，心灵会把对自然的恐惧钝化、转化、升华，变为对自然的敬畏。自然的形象也由恐怖偷换为神圣——所有神圣最终都根源于恐怖——我们从此不必次次等到触犯自然之后遭遇毁灭和恐怖，惯常的敬畏会使咱们缩手缩脚，不易轻举妄动，因而较少把过于强烈、无有止境的欲望去招惹自然。敬畏会事实上克制欲望，也会在心理上养成服从。这样的状况里，大家对外部的自然，欲望会较为恭谦，对内部的集体，态度也较为驯顺。所以古代专制集权成为常情，实力和舆论上遇到的抵触都不太大。统治者向来是顶精明的，远不如咱们想象的那样愚笨；他们无例外地把自己的统治归结于天授、神授，找自然做靠山，缘故便是看中了自然的恐怖，要借它来威胁众人，调动大家的敬畏、论证自己的权威——就像小学生里的班干部要管同学，动不动便说：“我去告老师。”他们的统治之道同时无不像道家之道，“道法天”，在群众里培养对自己的敬畏；而且效法得惟妙惟肖，主要手段正是间接甚至直接的恐怖。这个狐假虎威的计策当然叫咱们恨得咬牙齿，但也逼得咱们点脑袋；因为总起来看，它还算成功，在人类生活里混上了几千年——同时也使人类生活混账了几千年。近代以来，人的力量猛然膨胀，好像从自然压迫下翻过身来，反而骑到自然头上去了——至少人这样自以为——自然显得并无可怖处，因此也便并无可敬处。人本性里那个无止境的欲望也从龟壳里探出头来，憋了千万年的那口恶气终于可以一吐，憋了这样久的那股狠劲更不可一世，向自然抢掠得不遗余力。咱们抢得愈凶愈多，自然便愈显得孱弱，心理上的敬畏当然愈发浅薄。一直较为沉默的“个人主义”也开始发言，而且讲一句声音高八度。“民主、自由、平等”便是它天天念叨的口头禅。这里不便深谈，可是非得提到：一个概念在人的本性里和在理论上是极不相同的两回事，假使不能了解这个分裂，便无从理解我们的生活。“民主、自由、平等”在本性里的本色，都只是“个人主义”那个唯我欲望，无论理论讲得怎样花哨。理性知道外界必有限制，所以理论会说“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以必然性规律为前提”等等，把话讲得玲珑有分寸；可是，本性里所企求的自由恰恰仅是它的无限制。理论上，民主是人人自主，平等须人人平等；然而本性里，民主表示人人由我做主、我做人民的主，平等表示人民平等地踩在我的脚下、我人人平等地压迫每个人——不许有例外。民主自由只是欲望自觉受到别人伤害时的腔调，一旦这个欲望本钱增大，它便迫不及待地要伤害别人。咱们做乞丐时只巴望人家别来打破自己的饭碗，一旦发家，便要打破乞丐的饭碗了。等到欲望足够伤及别人，还不歇气地喊民主、自由、平等，那便无非想借此掩饰自己向别人的掠夺。所以我们非把民主平等交到法律那恐怖的手里抓着，才稍稍放心，否则它一定落空；便连交到那只铁腕子、硬爪子里，它也还大半不曾落实。我们毫不奇怪，平等民主自由思想特别发达的国家，譬如美国，一到国际上就会干出那号下贱事来，露出比别人更不堪看的欲望肠肚。假使有个国家恐怖的本钱比美国更为雄厚，美国也许便老实点儿了，它喊民主自由时口气将愤愤不平，因为它的欲望受到限制；而不至洋洋得意，只想把民主当旗帜去掠夺别人。现代生活在两个方向都大成问题。人与自然方面是其一。其二，人类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类而推之，国与国、各种集团之间——毛病也不小。藏在这些困难底下的老根子，实际只是一个：自然的威慑退场，对自然的敬畏退缩，唯我欲望却张狂地疯长、毫不退让——换句话说，“个人主义”程度过强了。当然，谁也拿不出科学方法把“个人主义”定量分析，把合适度精确到几钱几毫。敬畏一靠边站，道德感随着会溃坏。道德的教条、法律的规定无妨越来越周密、越来越科学，可是，只比方一根好皮带，终得有肚子来系；而欲望那个肚皮膨胀得超过官僚，实在太大了，再不愿系、也再系不进皮带里去。好的规矩并不缺货，短的是肯守规矩、愿意服从的心灵——短缺足够的道德感。自然的恐怖一旦逊位，等于空警解除，欲望会跑出防空洞满地撒欢、撒野；它不单会撇开对自然的敬畏，而且改变整个心灵状态，侵蚀掉敬畏能力本身——因为它切断了发生敬畏的最终源头。集体自然愈来愈松散，法律也愈来愈不能制众。我不举例子，料想大家对当代生活都有相近的观感，无妨把它往我这些话上套一套。道德感溃坏这个进程，跟民主等等思想的进程共一个出发点、共一个方向，两者实际走在同一条路上，好比行脚僧的左脚与右脚。当然，它们一个走下坡路，一个走上坡路。民主平等的呼声里，理性听得见它照顾一切人的那一面，而欲望只长一边耳朵，只听得见对自己的鼓动；喊得愈激昂，欲望愈热血沸腾。老实说，我前边要把“个人主义”当为人类唯一的主义，那些话欲望便一定听来顺耳活血，它以为在表扬自己，干劲儿会愈足。我得向正牌的民主等家们道歉，因为那些思想处在理性的层面，而经验老在提醒我，理性的力气、个性，都相当柔懦。只有绝少部分人可能修炼出那样强大的理性、伟大的品性，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情形下，单拿那些思想便控制得住欲望。灵魂里得自外界的那部分，始终因为有外界的威胁撑腰，才勉强立住脚跟，没给欲望打下台来。当代生活的困难，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重；因为自然的恐怖形象确已淡化，要重建或者稳住敬畏，特别费事。我举一个例子。当代要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说遍天下，但都没法把咱们拖近敬畏一步。那些言论里，自然只是些刻板的规律，好比一台机器，并无人格。规律可以认识，机器可以控制；目前的失误，只好比机器上开错了一个按钮，可是我们知道错了，而且知道错在哪一个，下一回也完全可以开对；一旦开对，问题也就解决。自然总之只是咱们手里的玩具，幼儿园小朋友都会摆弄的。而古人的观念相当不同，自然确实自有人格，它会降灾来报复人类的不敬和不对；它自身确有神圣性，远远高于我们，不须借别物搭梯子。当代当然也讲“自然在报复我们”，不过，这只是个比喻，而不像古人那样视为实事。做个血腥的设想，假使自然的大扰动一夜之间把人类毁灭三分之一，敬畏大概立即灰溜溜地溜回它的老家来。那样刺入心灵底里的恐怖，甚至“自然具有人格”这个观念也可能给赶回来；理性家的论说便再叫人叹服，也大半无人信服。如果理性在处理人类生活这些困境上作为不大，将来出面收拾残局的，难保不是咱们的老对头：极权主义；它极度的恐怖近似于早年的自然，效果想当有相类之处；经验也表明，极权建得起敬畏，在某种程度、某个角度上，对大众还确有道德上的整肃力——当然极权者自身道德愈会堕落。我们不但可能给极权阴谋算计，甚至可能理性地挑选出极权，自觉主动地向它拱手屈膝。但愿没有那一日，否则，我想民主、理性家跟我一样，忍受不住那样巨大的讽刺。
关于“个人主义”的强度，咱们不再细谈。我们从毛的自注出发，走得太远了；好比逛迷宫，进门后左缭右绕，连自己都不知所之了。幸而我们是在做“杂想”，信马由缰，不必定要回到出发地；我们也并不自命能走出迷宫——那是思想家的事。苏东坡记出游，想到松风亭歇足，可是老也走不到，忽然省悟道：“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他于是得到庄子所谓“帝之悬解”：“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东坡既能就此歇气，咱们也无妨就便歇笔——虽说我们并不知道，“个人主义”是不是有一日也会就地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