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怪我，你也太形式主义了，把理论当诗词，连字面也讲究起来。只要内涵辨析清楚，个把名字无关紧要，用不着你这样特别提及。我觉得这是书生昧于实际的迂阔之谈。我们生活的经验里，个人被剥夺，大半便照我前段所引那两句话做的，一毫不走样——好像他们预先便洗耳恭听过我的教训似的。专在理论内部，学者们会注意你的辨析，可是，理论传入群众，便满不是这么回事，群众不曾了解过你的论证，接受的原因也大半不在于你的论证。同时，政客们的手法倒是无微不至的，什么花样都使得出来，隔行隔山的玩文字游戏，他照样精通，而且比咱们玩得更大气。借批古代周公来对付当代周公的影射政治，咱们已经见识过。古人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篡位，忌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既而光武起于舂陵之白水乡，货泉之文为“白水真人”——这种拆字政治古人也玩过，玩得来水准也毫不逊于讲究字面的诗人。把政治与群众加起来看，我的饾饤之见未必是杞人之忧。并且，我有些悲观，觉得文人学者们便挖空心思，还未见能对“个人主义”唯我品性有多大攻错——聊尽人事，姑妄言之而已。
思想家会对各种主义作细致的探讨。可是，有时我们也需要借用一下西方那把奥卡姆剃刀，不作细节纠缠，从千头万绪中抽出一二纲领，把问题简化。拿“个人主义”总领、贯串所有其它主义，有两个方便之处。第一，它预防极权阴谋。它给出一把尺子，使大家不被吹嘘所惑，自己亲手去量量一种讲得来又高尚又远大的理论，看看它的目的、效果，从而警惕个人的利益、意志是否给偷渡走了。好比放风筝，不论风筝飘得多高多远，我们抓住筝线，风筝便逃不掉——当然，风筝照样可以挣断线飘走，理论未必控制得住；可是，至少咱们从线的份量上感受得到它已经飘走了，它骗我们不住。第二，它也明白抵制无政府。“个人主义”本性上是唯我独尊的，这个特性不但提醒我们警惕极权那个极端，也提醒我们防备另一个极端，因为两个极端同是“唯我独尊”的后果，它们不像一根线上的风筝，而像一根线上的蚱蜢，虽向两端飞，实际系在同一物上。
也许防患无政府不如极权那么迫切。无政府的害处太切身、打眼了，一目可见的。我们什么时候都得与人合作，合作稍不顺，便深受其害。人类社会的体制传统也一直把无政府当靶子瞄准着。极权则隐秘而堂皇，不易辨识，它又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难以抗拒。而且，正由于传统瞄准的是无政府，极权便躲在瞄准者的背后去了，不易看见，甚至还像是咱们的同伙、后援似的，这对极权隐身特别有利。把历史看来，极权总借反无政府得便宜；从私有制起，人类基本上生活在极权之下；只要政府还存在，便免不掉某种程度的极权。尤其一点，我们放心得很，即便我们想不要政府，那些满心权力欲望的人也决不会答应的，栽也栽给我们一个政府——而且总是坏的。人类生活里，极权一次次死灰复燃，烧得人类皮焦肉烂，即便自由民主喊得震天响的二十世纪，它照样旁若无人地走到最颠峰；可是，根本看不到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只在大乱中有割据的小政府，人们总能维持某种程度的合作。毛那个时代——包括一切类似时代——集体与极权同时并存、交相为用，一部分缘故便在于，我们没能认死扣似地认准、守棺材似地守死：集体主义的本质就是、只能是“个人主义”。
极权主义所以危险，也有另一些因素，好些时候，人类非得借重极权那个手段。譬如战争年代。战争涉及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支军队——总之，整个集体的生死存亡，后果直接危及每个个人。这时候，每个个人的利益极大地趋于一致，大家像给榨油机榨过的，单个的菜籽给压榨得挤成一整块油饼；个人与集体的界限特别模糊，集体对个人生存显得异常重要；集体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形式、手段，非常贴合它的本质、目的；它对人类生存、生活的意义完全凸现出来。所以，集体主义自然地给强化；“个人主义”的好些琐屑利益、意志只能丢到一边，因为它最大的利益——生存都保不住，遑论其它。英雄主义给拿出高音喇叭吹捧，社会劝告、诱导大家为全体牺牲个人的生命。当然，实际不会人人死掉，否则牺牲便算“无谓的牺牲”，笨得像“斩首以疗头疯”了。死掉的只一小部分，而保全大部分。好些人的“个人主义”给压缩以至于无，连性命都包不住，因为有更多的“个人主义”需要把他们做代价——这当然不像宣传里所讲，是什么有光彩的事，不过，恐怕也是件没办法的事。歌颂英雄是全民参与策划的一个圈套，引诱一些人做英雄，把他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一到战时，思想倾向、舆论空气以至政府体制，都下意识地向极权那端滑动。元首、统治集团的权力陡然增大、控制力加强。集权的体制行动起来更为迅捷统一，力量更为猛烈，在应付瞬息万变的紧急事态上，它有一日之长。无论一个社会怎样讲民主、讲“个人主义”，对士兵的要求始终是“服从”，军队的体制也始终最有集权或极权意味，因为它存在的理由、生活的场所正是战争。战争出于不得已，会刺激出极权。
老实讲，即便在和平年代，躲在那些动听思想背后支撑我们生活的力量，依然是极权、专制那套手段。譬如没有军队，一个国家混不两三天，便会呜呼哀哉。我们把军队这种血腥的、恐怖的工具来掠夺他人，同时保护自己不受掠夺。军队站在国境线上，线内呢，维持社会的是法律——另一种威胁、恐怖力量。法律无妨按民主的思想来制订，可是，仅仅有这点儿理性的思想，完全不足以抑制无理性的“个人主义”，而得借助“刑”——罚惩以至杀戮来威胁住社会里各个个人。这个力量才是实质性的东西，至于把什么思想附着在它上边，倒还在其次；正好比女人非得嫁人，所嫁男人的样式，再选无妨。咱们平时讲要把民主纳入法制轨道，那是含羞羞答答、极具古典美人之态的讲法，翻译成大白话，便是：得拿专制的那套恐怖才保护得了民主。这种恐怖手段是极权主义的旧家当、老手下，只要它在，极权时时都有可能回来住家、唤用的。专制恐怖在人类生活中这个老子天下第一的地位，民主和自由的鼓吹家、崇信家们是不愿看到、也不敢看到的，更别说提到了——那会破坏他们的纯洁，好比旧时的少女害怕失贞。中国古人倒还老实，把话讲得比较直接。《尧典》讲：“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那五刑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古人把军队——“甲兵”——跟“鞭扑”一道儿归于“刑”，对付外族外国——“蛮夷”——也算为刑的职责。这个看法不客气地指出法律跟军队一样，骨子里头只是恐怖。从这个角度去看人类生活，景象、观感可能吓人一跳。
只要人类的生活还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某些人霸有更多的权力便无可避免。集体自身不是个有单一、统一的感受、意志的主体，它得有人来代表、管理。可是，代表者终也只能是个“个人主义”者，所以，代表者必定想变为代替者、管理者也必定想僭为管制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得到。统治者爱自称为人民的“仆人”。仆人便是做饭奉茶、扫地赶车、受气挨打的角色，这种角色大家自然欢迎，想当也简单之极，你扣开一户人家，躬下身子便是。我们想象不出，要当个把仆人，为什么非得使尽了阴谋和罪恶、爬上高位、坐着汽车、怀揣元宝、手举鞭子、高高在上来当。费那大劲儿去抢个杂役的饭碗，真的其愚不可及；这样地当杂役，也未免太累赘、太夸张了。他们的目标不是当人民的仆人，恰是要人民当他的仆人。我们绝不可存幻想，一切官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