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以诗人、学者名世，杂文不是他的主要创作，但却写得很有特色，兼揉着诗人的激昂与学者的深刻，这篇《关于儒·道·土匪》更以学者式的剖析见长。在确定“儒家，道家，墨家”即“偷儿，骗子，土匪”的命题之后，闻一多以其深厚的学养进一步追溯了这三家的历史渊源。闻一多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当从宗法制度来认识，封建的社会组织本是家庭的扩大，家国合一，君即父即兄，父权是统治的核心，君臣、夫妇、兄弟皆以父子之道为准则。儒家思想便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它的目的是要维护这种父权制的统治秩序，所以历来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儒家既是要维护这种以上临下的父权秩序，也只能以强权来维护强权，即要保证君父的绝对统治权威，任何东西都必须纳入这权威之下。而在这样的强权之下，还要保持一种“父者”的亲情面孔，秩序本身便已是虚伪的。虚伪必然导致破绽，产生混乱。于是墨家便想起来补救。墨家主张兼爱，在闻一多看来墨家是试图以一种慈母的影响方式来取代儒家所维护的父权模式，而当秩序发生动摇时，儒家提倡的严父精神如果维持不住，墨家的慈母精神则会更加无力，墨家走向失败是必然的。于是“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于是秩序便愈加解体了。秩序解体以后，有的分子根本怀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诅家庭组织的本身，于是独自逃掉了，这种分子便是道家。”
需要指出的是，闻一多在此对儒墨道的产生与缘起作的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明，而非正规的学术探讨，因为杂文在追求逻辑的正确之外还讲求形象性。如果以严格的历史眼光看，墨家的出身是游侠，游侠本是上层阶级的分子，只是在周朝衰微后失去爵位，操侠为业，他们重信诺，轻牺牲，为雇用他们的人服务。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及其门徒便组成了较为严格的游侠团体，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并不是在他们的主张失败后才去做游侠的。闻一多在此这样写实不失为一种形象幽默的说法，而他以家庭秩序的式微来喻写产生儒墨道思想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很贴切的，正反映了中国宗法制度的实质，国的式微也便是家的危机。事实上，那是一个旧的秩序破毁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诸子百家纷呈，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与学说。而当秦王朝完成了它短暂的统一，强大而巩固的汉王朝建立起来后，儒家思想便以它可资维护封建统治的优势建立起长达两千多年的独尊地位。
闻一多在阐述中指出，如果说家国不分，那么就家庭来看，当子女长大以后，实际便存在着利害上的冲突，墨家所提倡的母性的兼爱精神是无法解决这物质利益的冲突的，所以也只能一气愤自由行动去了。即使它的本意是要实现一个以平均为原则的和睦的社会结构，而自由行动却要导致秩序的破坏。于是“只看见破坏旧秩序，而没有看见建设新秩序的具体办法，这是人们所痛恶的，……尤其是中国人的心理，即令不公平的秩序，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强。”在一个强调秩序的民族中，墨家思想是不可能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占据主导位置的，也势必为提倡秩序有着独尊地位的儒家所排斥，所以只能够愈沉愈下，沦为土匪了。而儒家所维护的秩序，实际上是当家庭处于黄金时期的暂时关系，但创业的父亲终是要老要死的，子女也终究要长大，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儒家仍要将当时的伦常关系当作永恒的法则来维护，不能不说是虚伪而又残忍的，虽然如此，儒家所维护的秩序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维系的根基，所以它就能够在统治者的倡导下维持下来，甚而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
墨家沉到社会的下层，而儒家却维持住了它的地位，主张逃避的道家实际上则帮了儒家的忙，因为道家的避世无疑是将维持秩序的权力交给了儒家，不象要破坏秩序的墨家那样讨厌，所以更能为统治阶层所容纳，于是产生了儒道合流的现象。儒道能够合流自有其内在原因，闻一多在谈到儒道问题时曾指出过：对于儒家来说，首先是要保证君父的利益，其次是全身，而道家是首先要全己身，对君父则很淡薄，道家可以看作是儒家的积极精神在现实中碰壁后消极退婴的结果，是一部分儒家或潜在的儒家在特定环境的演变（寄思：《忆闻一多教授》《文萃》40期）。而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辛辣地嘲讽了儒道合流的实质，即以一种更高明的骗术与偷技来统治与盘剥人民：“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或者“只要心理上念头一转，就身在宦海中也还是遯，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层的境界”。在这样的统治“境界”中，只有利益的攫取，却无义务的付出，因为统治者可以用儒家的面孔来对待权利，以道者的遁词来对付义务。所以闻一多反问：“在这种情形之下，称他们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屈吗？”他在这里对儒道的批判实在是很彻底的。
剖开了儒道的偷术与骗技之后，闻一多指出：墨家虽败落为寇，但“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而且墨家希望实现兼爱之道，动机也是最为光明的，虽或沦而为匪，也是“最老实”，“最好防备”的。历史的源流既已剖清，闻一多笔锋一转，将批判的目标又指向现实，直斥当时的统治者为偷儿与骗子，他们“在儒道的旗帜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巧妙地把历史的批判与现实的揭露结合了起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黑暗，为人们指明是非公理。闻一多还指出，外国人的痛恶土匪实是因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境况，韦尔斯先生将土匪与儒道并列为中国文化的病，本意也并不在要指斥土匪，因为韦尔斯先生是同情人民的。而他能将土匪与统治阶层的儒道并称，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闻一多站在人民的立场，给予受统治阶级打击与围剿的“土匪”以同情，并不是说他提倡匪道，而是表现了他对欺世盗名的历代统治者的愤慨，对提倡正义、反抗不合理的统治秩序的人民却被诬陷为“匪”的沉痛。所以他最后说“土匪究竟是中国文化的病”意义也便在此，他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不再产生“匪”的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以深邃犀利的眼光来剖析问题，问题虽繁杂却能举重若轻，幽默反讽的语言下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使文章具有一定的穿透力，堪称一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