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黑格尔最为欣赏的悲剧《安提戈涅》为例。《安提戈涅》是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它的主要情节如下：
安提戈涅的二哥波吕涅刻斯借岳父的兵力回国来同他的长兄厄忒俄克勒斯争夺父亲俄狄浦斯留下的王位，结果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克瑞翁以舅父的资格继承王位。他下令禁止埋葬波吕涅刻斯的尸体。因为他回来烧毁祖先的神殿，吸饮族人的鲜血，是个叛徒。克瑞翁代表城邦维持社会秩序，他的禁葬令即是国法，任何人不得违犯。但是这个命令违背了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古希腊人相信，死者如果不得埋葬，他的阴魂便不能进入冥土，因此亲人有埋葬死者的义务。安提戈涅既不能违犯国法，又必须遵守神律，这就形成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这种命运面前，安提戈涅必须进行选择。她毅然遵守神的律条，埋葬了哥哥，因此被囚禁在墓室里，最后自杀身亡。克瑞翁悔悟后，前去释放安提戈涅，但为时已晚。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海蒙曾苦劝他父亲克瑞翁宽大为怀，顺从民意。这时他在墓室里看到父亲，拔剑杀他，没有刺中，于是殉情而死。克瑞翁把海蒙的尸体运回来，他叹道：“哎呀！这邪恶心灵的罪过啊，这顽固性情的罪过啊，害死人啊！唉，你们看见这杀人者和被杀者是一家人！唉，我的决心惹出来的祸事啊！儿啊，你年纪轻轻就夭折了，哎呀呀，你死了，去了，只怪我太不谨慎，怪不得你啊！”克瑞翁的妻子心痛儿子之死。也自杀而死。克瑞翁看见妻子的尸体，他叹道：“哎呀呀，这罪过不能从我肩上转嫁给别人！是我，哎呀，是我杀了你，我说的是事实。”
剧中反映的是城邦社会法治权威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谁是谁非，自有许多争议。是非的中心是禁葬令。早在荷马战争时期就有这一规定：战役胜利之后，必须让敌方埋葬他们的战士的尸体。马拉松战役胜利之后，雅典人甚至把波斯人的尸首也埋葬了。公元前406 年，雅典海军在阿耳癸努塞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因为风浪太大，无法打捞落水的雅典战士和死者的尸体，雅典人竟判了8 个失职将军的死刑。由此可见，直到公元前5 世纪，希腊人依然重视埋葬的礼仪，这是死者的亲人必尽的义务。克瑞翁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他采取的办法是错误的。在古希腊时代，对待叛徒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让他们的尸体埋在国境之内。克瑞翁的悔悟，表明他承认了错误，但错误仅在他的不谨慎，而不是原则性的。
黑格尔由此引发了他著名的悲剧理论。他认为，安提戈涅的悲剧所揭露的是照顾国家安全的王法与亲属之爱两种理想之间的冲突。这两种理想都是神圣的、正义的，但是处于当时那种冲突的情境里，却都是片面的、不正义的。国王因维持他的权威而剥夺死者应得到的葬礼，安提戈涅则因顾全亲属之爱而破坏王法。每一方面都把另一方面的理想推到极端，因而使它转变为一种错误，所以互相否定，两败俱伤，冲突才得解除，又恢复到冲突以前的平衡。在这种冲突中遭到毁灭和损害的并不是那两种理想（王法和亲属之爱以后仍然有效），而是企图片面地实现这些理想的人物。悲剧所表现的正是对立的两种理性或普遍力量的冲突和调和。就各自的立场来看，双方都有理由将自己的理想付之于行动；但就世界整体情况来看，他们又都是片面的，不完全符合理想的。于是，必然产生成全某一方面就必须牺牲其对立面的两难之境。悲剧的解决就是使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如安提戈涅的自杀身亡和克瑞翁的丧子失妻）。就他个人来看，他的牺牲好像是无辜的，但是，就整个世界秩序来看，他的牺牲却是“罪有应得”，足以伸张“永恒正义”。他个人虽遭到毁灭，他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所以悲剧的结局虽然是一种灾难和苦痛，却仍是一种调和或“永恒正义”，还有和解的感情。因为这个缘故，悲剧所产生的心理效果不只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恐惧和怜悯”，而且还有愉快和振奋。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对艺术的分析上，有如此深刻见地的黑格尔，却给艺术宣判了死刑。他悲伤地说：“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阿里奥斯托、莎士比亚，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了。”艺术世纪已经过去，宗教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尽管黑格尔给艺术宣判了死刑，但这个死刑却永远不会被执行。
3.梦幻中的上帝
黑格尔宣布，艺术时代终结了，宗教时代kai始了。那么，在宗教伺题上，黑格尔又有些什么惊人之处呢？
千百年来，反对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思想家认为，宗教乃是聪明的骗子用以诱惑或驾驭愚人的一种手段。他们把对上帝的信仰斥责为江湖术士的戏法。这些思想家们富有激情，勇敢无畏，为清除宗教对人的愚弄不惜洒尽热血。然而，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信仰决不单纯是私人的事情，认为宗教信仰是卑鄙的骗子用卑鄙的语言撒下的卑鄙的谎言这样一种见解不仅是简单化的，而且是愚蠢至极的。因为，就是简单的宗教信仰形式——万物有灵论，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于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必须把它们作为一种社会风尚来研究。
从精神发展的历史看宗教，宗教就是精神的一种表现。宗教，不单是被人们用来赏心悦目、陶冶性情的；也不单是为人们指出一条虚幻的超脱苦海的途径，以至心境明亮、自我满足；更不单是为人提供一剂缓和情绪伤痛、转向宣泄以至拯救受伤者分裂的精神的良药。宗教也不仅是敬畏、赎罪、感恩的膜拜物。宗教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精神，其中寄托着人类对精神奥秘的理解和对理性自由的固执追求。因此，所谓信仰宗教的人的道路是通向与神、与神的精神身心交融、不分你我这样一个终点，应被理解为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信奉神、敬畏神、对神感恩，而应理解为神化人的精神，即将人的精神本质置于一种无限的、自由的状态中，体会到精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力。黑格尔满怀一种对精神的敬畏感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任何所谓我的东西，都无影无迹。
我献身于无限，
我即在其中，我就是一切，我只不过是无穷。
正因为这样来理解宗教，宗教就变成了精神的代名词，宗教的作用就得到正面的肯定。宗教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黑格尔这样说：“一切民族都知道，正是在宗教意识中，他们拥有真理，而且，他们始终把宗教看作他们的尊严，看作其生命的安息。我们把一切在我们之中引起疑虑和恐惧的东西，一切忧伤，一切忧虑，一切有限的狭隘利益，都往后舍弃在尘世的沙滩上；而且，正像我们把尘世一切确定的看法都抛到九霄云外，从一座山的最高峰，宁静地俯瞰世上风光的一切界限那样，被解脱了现实苦楚的人，用那精神的眼光，仅仅把这风光看作一种映现，而这种映现在这仅仅沐浴着精神阳光的纯净领域之中，反映出它的浓淡阴影、差别和亮光，而这些均被柔和化归于永恒的宁静。在这精神的领域里，流淌着遗忘之诸河，赛妪（希腊神话中作为灵魂化身的女神）从中取饮，把一切痛苦都沉于其中；在这里，今生今世的阴暗东西都被柔和化为一场幻梦，并被神化为永恒光辉的单纯轮廓。”
所以，在宗教中，精神始终居于优先地位，作为一种能动的力量的精髓高高凌驾于物质的东西之上。物质的东西作为非精神的元素，不仅要受到思想的蔑视，而且还要受到美的虐待。我们至多把它们看作是一堆毫无生气、毫无魅力的东西。
海涅这样回忆：“一个星光灿烂的良夜，我们两个并肩站在窗前。我一个22 岁的青年，心醉神迷地谈到星星，把它们称作圣者的居处。老师喃喃自语道：‘星星，唔！哼！星星不过是天上一个发亮的疮疤。’我叫喊起来：‘看在上帝面上，天上就没有任何福地，可以在死后报答德行吗？’但是，他瞪大无神的眼睛盯着我，尖刻地说道：‘那么，你还想因为照料过生病的母亲，没有毒死自己的兄弟，希望得到一笔赏金吗？’”
海涅所谈到的黑格尔关于星空的观点，几乎就是一句引文。黑格尔的原话是这样的：“这种发光的斑疹像人身的一种斑疹一样，或者像一群苍蝇一样，并不值得惊叹。”
至于死后是否会有什么报偿和人的灵魂是否不朽，黑格尔持一种否定态度。在他看来，灵魂是精神的一场幻梦，精神在人的自觉活动中才觉醒过来，而当人的自觉活动停止时，灵魂就睡着了。
圣经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一种诗意的传说，上帝（神）创造自然、上帝创造人一类的教义变成了对精神优先并支配物质性东西的佐证和诗化的比喻。
由以上可见，黑格尔一旦选择了精神这个极具启示性的词，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无须再另外寻找一个上帝或最高神。于是，我们看到，自从伊曼努尔·康德这位无情的哲学杀手，只身一人冲进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军，将上帝的头颅摘下来，放在天平上，用理性之秤进行了估量之后，德国的哲学家们面对上帝、宗教最高神示就坦然得多了。他们少了许多敬畏意识，而多了许多调侃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坚持拒绝关于上帝、神的传统见解，不再把它看作是完整的人格、不可抗拒的力量和全知全能的超人。例如，黑格尔就曾用极其轻蔑的态度嘲笑那些信神的庸人。他这样写道：“神父布里斯昨天向我谈了敬爱的上帝的伟大！我忽发奇想，敬爱的上帝可能管每只麻雀、每只金翅雀、每只红雀、每只虱螨、每只蠓虫，并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正如你们叫得出那些乡下人的名字一样：施米特家的格里格尔、布里森家的彼得、海弗里德家的汉斯等等——想想吧！每个蠓虫彼此是如似相似，以致人们可以发誓说，它们都是兄弟姐妹，而敬爱的上帝居然叫得出它们每一个的名字，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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