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出席中央文艺座谈会
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文艺界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已见端倪，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
当时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首先是脱离群众和实际。这一问题在戏剧的舞台上表现较为突出。除了一些优秀剧目外，更多的戏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这些戏的上演，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剧作家张庚说，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再就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对此，鲁艺校长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此外，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就连《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也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相当数量与党对立的东西，作家刘白羽就回忆道，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1942年4月间，毛主席给诗人艾青一封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就去了。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就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主席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毛主席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两天后，毛主席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毛主席还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加了三个圈。
艾青没有去收集，或者不大领会什么是“反面的”意见，他只是把自己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初稿写成后，附了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过了几天，毛主席再次给艾青致信:“艾青同志，来信并大著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
这一次，毛主席主要讲了一些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很显然，他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在不久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的歌颂和暴露，是他着力阐述的一个问题。艾青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毛泽东的意见，将这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作了认真修订，发表在了194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吗？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回答。毛主席就和大家交谈起来。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就是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他在不断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毛主席一进会场后，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他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主席做了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范围很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辩证关系，使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