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人士也对黑格尔盛赞不已，感激不尽。因为，在这些蠢材眼里，这句警言可以被理解或者说可以被误解为替当时的普鲁士国家作辩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作辩护。因为现在的国王、王室、大臣、贵族、巨额财产等等就是最实实在在的存在，因而是既合理又现实的。保守人士由此对黑格尔感恩不尽，是这位官方哲学家把哲学由个人的私事变成公共的事务，变成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忠顺工具。
如同序言，《法哲学原理》一书在内容方面同样给人一种隐晦、模糊、多义的感觉，对立的双方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例如，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保守人士对它表示由衷的欢迎。因为他们看到黑格尔将国家置于一切社会力量之上，主张国家代表着完善的整体，体现着真正的自由，达到了一般意志与个别意志的统一，因此既现实又合理。并且，作为完善的整体，国家总是以自身为目的。任何一个个体只有在国家中生活才能享有广泛的自由，保持着有尊严的独立人格或理性主体。所以，可以断定，个人感恩戴德地服从国家权威是最基本的义务。国家的统治权因此也就是一种无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也是国家享有的理所当然的权力。
不仅如此，更令保守人士欣喜的是，黑格尔直截了当地把国家权力等同于王权，并力图将君主美化为神人，美化为真理的地上代表，鼓吹王权就是一切，王权大于一切，王权就是“整体的顶峰和开端”。
而革命者也总能在这些保守的语句背后找寻出革命所需要的理论武器。例如，当保守派为黑格尔将国家比作地上的精神、“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走”、具有不可反抗的神力而欢呼雀跃时，革命者则看到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另一面。这就是：黑格尔看到了君主立宪制及开明君主对德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成长与成熟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被分割的形势下，德国的发展停滞了，新兴资产阶级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和坚韧性，苦难的德国迫切需要一种富有生气的社会政治气氛。形成这种气氛的首要条件是将德意志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家一旦统一并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就能够聚集分散的力量，保证秩序和团结，从而造就统一市场，促进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发展。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详尽论证了全权政治统治的必要性，因此卓越地适应了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至于黑格尔的尊君思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德国病态的政治现实阻碍了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民族国家出现，阻碍了一种能坚定地确立秩序、保证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可以顺利进行的强有力政治权力的出现，而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又先天不足，缺乏自信心，不能靠自己来解决统一国家、结束封建割据、建立强有力政治权力的问题，那么就交给强有力的开明君主吧！借开明君主的威力完成国家统一大业，造就稳定秩序，保证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发展，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说黑格尔的这些主张，恰恰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黑格尔本人对自己隐晦而易产生歧意的理论也自视甚高。他是一位有强烈现实感的哲学家，不想超越现实而让理性自由飞翔，去追逐那月影风声、镜花水月。对他来说，现实总是冷酷无情的，观念变成现实并非一蹴而就，它们之间往往有一大段距离。因此，让哲学观念抛开现实，一厢情愿地按照世界应有的样子去建立一个世界是相当幼稚、也是相当愚蠢的。因为这样一个世界只存在于创造者的想象之中，无异于海市蜃楼。所以，黑格尔告诫我们，让哲学走在它所反映的时代后边吧！让哲学在时代潮流、历史事变结束之后再登上历史舞台吧！让哲学家由预言家变成考古学家吧！哲学只能审视风潮涌过的时代，只能反思发生过的历史事变。它不能挽回生命的青春，只能从逝去的历史中升华出一种老人所特有的成熟的智慧。黑格尔说：“当哲学用灰色的颜料绘成灰色的图画的时候，这一生活的形态就变老了。用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这是一种崇高而美丽的比喻，似乎使哲学远离了新鲜的生活，成为用“概念木乃伊”雕饰历史的工具。实际上，应当是像海涅所说的那样，德国的雷公，行动总是迟缓，好像落伍整个时代。但姗姗来迟不等于不来。德国的雷公总有一天会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扯下面具，露出本色，发怒地宣泄着自己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但是现在，德国的雷公还必须扮演一个好好先生，至多是在自己聪慧大脑中构想一下自己今后的行动，在睡帽中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演练着自己未来的愤怒。
4.与反对者决斗
黑格尔哲学备受推崇。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对它都表示欢迎。黑格尔的事业如日中天，他的声望也日益增高。来自官方的赞誉声不绝于耳，而一般民众则对黑格尔充满了敬仰之情，许多人以能做黑格尔的学生而倍感自豪。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对手行列也不断扩大，他们意欲与黑格尔一决高低。叔本华——一位未来声名显赫的哲学家首先登场。
颇为自负的阿瑟·叔本华根本瞧不起黑格尔，他指责费希特、谢林是吹牛大王，而黑格尔则是江湖骗子。“整个说来，黑格尔的哲学有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有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为了蒙蔽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们讲一些他们明知自己不懂的东西：因为他们，特别是那些生性坦白的德国人，马上就会认为这些东西只有他们才懂，虽然他们暗中也并不太信任自己的知性；同时，为了面子起见，他们还会掩饰他们的不懂，为此最妥当的办法就是跟着起哄，一齐赞颂自己不懂的智慧，而那种智慧则正因此越来越具有权威性，越来越叫人敬服，越来越使那个认真相信自己的知性、独出心裁下判断的人有更大的勇气和信心，把事物解释成荒唐的胡说。黑格尔哲学中间，最明确的东西莫过于它的这个意图，即通过奴颜婢膝和正统观念以博得王侯们的好感。这个意图的明确性和讲义的不明确性形成极尖锐的对照，而且仿佛从鸡蛋里面跳出一个小丑，一大卷夸夸其谈、胡说八道，末了出现了中学四年级早已熟悉的老太婆哲学，就是所谓圣父、圣子和圣灵，新教的正确性和天主教的谬误性等等”。（《叔本华全集》R·施泰纳本第12 卷第292－293 页）
叔本华对黑格尔的攻击夹杂着个人的某种主观感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反倒说明了黑格尔在当时德国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叔本华不仅从理论上诋毁黑格尔哲学，而且还公开向黑格尔挑战。1820年，叔本华到柏林大学任教，公开声明要和黑格尔在同一时间开课，意欲与黑格尔展开一场争夺哲学听众的竞争。校方答应了叔本华的请求，结果却让叔本华大失所望：他没有赢得一个听众。他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24 个星期，开课时间只有半年之久，而且没有一次满座，往往只有一两个听课学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三个听课的学生。人数太少了，叔本华的讲座不得不撤销。相反，黑格尔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此时再也不是初登耶拿讲台的那个面带腼腆、说话有点口吃的年青人了，他已成为众望所归的哲学导师，成了许多青年学生的精神教父了。
事实上，叔本华的失败，倒不是他的运气特别不好，而是他生不逢时。
当时德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蓬蓬勃勃的上升时期，黑格尔的哲学卓越地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所以深得人心。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此时无论如何不会打动人心。后来叔本华哲学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正是因为人们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人类的惨祸，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恰好投合了那些悲观失望的心灵，为那些灰心丧气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精神避难所。此时的人们自然会像当年欢迎黑格尔哲学一样欢迎他们曾抛弃的叔本华哲学。
当时，敢于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人是青年讲师贝内克。贝内克主张经验心理学，认为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贝内克公开在讲坛上批评黑格尔哲学，引起黑格尔的不满。不久，年轻讲师贝内克的授课证就被政府下令吊销了。他长期失业，到处流浪，直到黑格尔逝世之后，他才得以重返柏林大学，获得教授席位。
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对手和反对者，一个个遭到惨败，政府又极力维护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在德国哲学界取得了全面胜利，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德国，占据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地位。我们说，此时的黑格尔，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名望，都已达到了成熟的顶峰，如日中天，令许多人仰望、崇拜。
怎么，大海沉落了？
不，是我的土地在生长，
一种新的热情托着它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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