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学生、德国诗人海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指出了黑格尔及其先辈们的历史性弱点之后，又坚定地主张，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同样也是革命的斗士，并且是比法国革命者更为彻底、激进的革命者。因此，法国的革命者，至多才杀死了一个国王，而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则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所以他警告那些漠视这一事实的人，充满激情、充满诗意地宣告：在那些摆着琼浆玉液、珍馐美味的席前欢宴的裸体神仙和仙女中间，你们会看到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尽管身处于那样一种欢乐和安逸的氛围中，却始终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那就是智慧的女神。
正是因为黑格尔始终怀着革命的热情，所以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明确肯定法国大革命的语句。像下面这段话就表现得特别突出而雄辩。黑格尔说：“这个（启蒙哲学的）否定方面以破坏的方式对待了本身已经破坏了的东西……他们攻击的是什么国家！是大臣和他们的宠姬仆妇的最盲目的统治，于是就有一大群小霸王和游手好闲之辈把掠夺国家的进项和人民的血汗看成一项神圣的权利。无耻和不义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道德是只适合于违法乱纪的。我们看到个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毫无权利，在良心上、思想上也同样地毫无权利。”（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92—493 页）黑格尔用这样罕见的辛辣言语，无情鞭挞波旁王朝，来为法国启蒙运动及革命发展辩护。很难想象这类的话能出自一个保皇的哲学家之口。
言语是思想的心声，行动是思想的表现。许多哲学史家不仅旁征博引来说明黑格尔的政治态度，而且还屡屡提起这样一件轶事，说明黑格尔直到晚年，内心中一直保持一种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真实感情：1820 年夏季的一天，黑格尔在家中宴客。他叫人取来一瓶香槟酒，说要为庆祝今天而把它干掉。在座者不明底蕴，纷纷猜测，因为今天似乎是个平常的日子，没有人诞生，没有人逝世，也没有人晋升，柏林大学也好，普鲁士王国也好，这一天都没有发生什么惊人的事情。最后，黑格尔一本正经地宣布：“今天是7 月14日。为攻破巴士底狱干掉这一杯！”你看，这位被普鲁士官方重金礼聘到柏林来为官方政治服务的哲学家，竟然要为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庆祝一番！
学者自有学者式的激情。我们只需承认一点：黑格尔始终保持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情，至死未变，这个学究式的人物，以自己更为现实的方式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做着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他与他的前辈们一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大潮，其影响至今还甚为深广。
2.哲学家的冷静
但是，也不可否认，作为理论家的黑格尔，始终在脑袋后面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自从黑格尔成为官方哲学家之后，他在政治问题上就走起了钢丝。虽然他没有与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完全沆瀣一气，但也基本上丧失了当年种植“自由之树”、救助法国革命党人的那种勇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实行专制恐怖统治，警网密布，钳制结社言论自由。这些专横也侵入了大学，不惟学生遭到镇压，连教师也受到迫害。一些负有重望而又满怀革命热情的学者，如洪堡、施莱尔马赫，都奋起抗议。但黑格尔却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敏感性问题，不愿招惹是非。
况且，黑格尔本人心中也十分明白他被召来柏林的使命是什么。自费希特去后，柏林大学的哲学教席久已虚位；各地闹事的大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学生不满现实，滋生事端。虽然这些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宗旨，也没有明确的政见，但还是在一些模糊口号的感召下，各自怀着不同的渴望与幻想，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去行动，去制造麻烦。普鲁士政府为缓和大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才不得不延揽以《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名噪一时的黑格尔以餍众望。政府相信，哲学可以教导人们合理地、有条不紊地生活，使人们不去做违反常规的事情。而黑格尔的哲学正堪当重任。黑格尔深谙政府的这个目的。所以，他只得将自己对革命的热情化作抽象的的理论思辨，在日常事务中违心地去承担对国家的职责。自他一踏进柏林始，他就开始了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在他出任柏林大学教席的演讲中，就不失时机地讲了一番讨好政府的话。他盛赞普鲁士是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他说，人民同君主一起争取独立、争取消灭异族的残酷压迫、争取精神自由的伟大斗争，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哲学已经逃亡到德意志，而且只有在德意志才能生存下去。
类似的言不由衷的行为，黑格尔在政府的压力下做了不只一次。在公开的场合，在他的讲演和著述中，黑格尔始终不忘他是官方哲学家，须为国家尽义务。1820 年，黑格尔出版了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立即分送阿尔腾施泰因和内阁总理大臣，并附信给总理大臣，信誓旦旦地说，他的全部著述的宗旨在于：“证明哲学是同一般国家性质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相和谐的，直截了当地说，是同在普鲁士政府与阁下的贤能领导之下，已经取得的和将继续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谐的。而我本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为此感到无上光荣。”
黑格尔的这种庸人态度；甚至越出了政治领域，蔓延至他全部理论活动领域。他对哲学看法的前后变化最为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在他的早期著述《精神现象学》中，他把哲学比作“闪电的闪光”；可现在，代之出现的是把哲学智慧比喻为一只会做总结但不思考未来的老猫头鹰。这只“猫头鹰”没有激情，甚至有些悲伤；沸腾的生活抛弃了它的躯体，它断言，世界不可能年轻化。
黑格尔身上的这些庸人气质，备受后世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谴责。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指出，黑格尔对普鲁士政府几乎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他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
但是，也应看到，黑格尔之所以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庸人的辫子，是事出有因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特征是由他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决定的。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德国的封建势力强大。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先天不足。
因此，虽然德国资产阶级也向往革命，渴望在德国消灭封建专制，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等资产阶级理想，但却没有勇气和力量进行革命。
德国资产阶级倾向于妥协改良，倾向于在开明君主制下实现德国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所以，德国的革命理论不同于法国的革命理论：法国思想家们自觉地担当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大胆明确地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坚持不妥协的革命原则；而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则以极其隐晦的术语，把资产阶级的意志变为理论原则，以思想领域中的活动取代现实中的革命行动。恩格斯不无讽刺地说，德国哲学家是在“睡帽中爆发革命”。
除了上述原因，也不可否认，黑格尔染上庸人气质，也与他个人的品格有关。黑格尔是一位极其现实的人，对世俗荣誉爱恋不已。因此，在思想深处他渴望革命，要求变革，希望在自己的故土上实现自由、民主、人道的理想，甚至时常因这种渴望而满怀激情。但追求世俗荣誉和安逸生活的现实性考虑总能占上风，压倒不时涌出的激情。较之热情的青年时代，晚年的黑格尔确实是一位冷静的哲人。他十分清楚怎样同现有秩序打交道，怎样应付大大小小的官僚，甚至是怎样讨好王公大臣。为了保持世俗荣誉和安逸的生活，有时也无碍大局地牺牲些原则。这样做在哲学家眼里不过是一种“理性的狡计”，为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而暂时作点牺牲而已。
总起来说，黑格尔对现实的反抗是有分寸的，对现实的妥协也是有分寸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的代言人缺乏阳刚之气。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过分地责备他们。因为，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哲学总是它自己时代的产物；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自己的时代，这与妄想人可以跳出自己的时代、跳出这个地球，是同样的愚蠢。
3.睡帽中的革命
现在，让我们具体到黑格尔的政治学说，看一看这位哲学大师，是如何在睡帽中爆发革命的。
《法哲学原理》是一部最能反映黑格尔性格的著作。翻开这本书，序言中的一条警言——“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首先就足以让我们领略到黑格尔的观点隐晦、模糊、多义的性质。革命人士和保守人士同样地能从这句警言中感受到某种暗示。革命者依照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依照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意义，自然相信，现存的事物并不一定是现实的事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惯于把一时的兴致、错误、邪恶等等称作现实的。但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些偶然的存在，远配不上“现实”这个富有生命力的强有力的字眼。所谓“现实的”自然应该指那些有生命力的、代表未来发展的事物。那些已失去生命力、没有了再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与未来发展相背驰的现存事物决配不上“现实”这个字眼。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的理想就是现实而又合理的，可以在德国实现出来的。因为，这种高贵的理想代表着未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它相反的观点稍微与它碰撞一下，就会一败涂地，出乖露丑。如此地解释这句警言，当然令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之欢呼雀跃。他们的“教长”赐给他们的是一把战无不胜的尚方宝剑，足以战胜对手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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