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样一篇东西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不想把它写成一篇学术味十足的论文，汪曾祺不会喜欢这样的文字，在他温和的微笑后面，我看见他在不以为然地摇头。可是讨论汪曾祺和汉语写作，不可能不涉及许多学术性非常强的课题，例如不把现代汉语看作是某种已经定型的语言，而是相反，强调现代汉语只不过有百年左右的形成、发展历史，强调它当下还继续处在剧烈的成熟演变当中，然后再把汪曾祺的写作和这个历史联系起来，看他的写作怎样纠缠于这个历史当中，又怎样成为这样一段历史发展的某种推动力──这就很难躲开现代汉语语文学这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领域。这个领域，不仅云雾缭绕，山路崎岖，而且各家各说之间争议激烈，近几十年中一直共识不多而歧见不少，一个只熟悉文学批评的人怎么敢随便涉足其中？
不得已，只有采取一个有点懦弱却不易出错的法子：不进入现代汉语的语言学内部的讨论，小心地擦着这个学科领域的边边走，只讲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形成之间的关系，只在这「关系」里做点文章。这办法虽然有点笼统，有点朦胧，可是值得一试，因为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
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注1】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有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1982年写的《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二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一个游人无意间步入灵山，突然之间，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吧？"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我想会支持我在讨论他的写作时，再做一点冒险的、犯禁的事，至少试试。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
就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和汉语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可说的当然不只汪曾祺一人。如果从晚清时期办白话报那些先行者算起，一百余年来从事现代汉语的创造这一宏大工程的人，包括有名的和无名的，有名无实的和有实无名的，进入"经典"的和被排斥在"经典"之外的，恐怕得以万、十万、百万甚至千万来计算吧！何况，文学写作只不过是各种各类写作中的一种，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来说，其它形式的写作，如新闻写作、理论写作、历史写作都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实都应该做详尽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大工程，恐怕不但要追究现代汉语形成史、现代汉语语言学史和现代汉语写作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还要对各种类别的汉语写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做深入的研究，这令人望而生畏。不过，就拿汪曾祺开头吧，他有这个资格，就凭他有那个气魄，也有那个秉赋，重写了《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用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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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汪曾祺的写作对现代汉语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前，我想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某些「节骨眼儿」做些回顾。但这样做，哪怕是再粗略，也要很大的篇幅，非我所能。这里只对1930年代「大众语运动」先做一点分析，也许不能算是偷懒，因为这件事在现代汉语形成史上算得一件大事，一个重要的节骨眼儿，其中暴露和掩盖的问题，或许比「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更尖锐，更复杂，分析起来也更有意思。用这样一幅图画做为讨论汪曾祺的汉语写作的背景，可以了。
陈望道先生在1934年7月《中学生》第四十七期以南山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的文章，其中对「大众语」的讨论有如下形容：
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从汪懋祖先生五月初在《时代公论》上发难以来，已经继续了三个多月。论战的范围，从教育扩大的文学、电影，从各个日报的副刊扩大到周刊、月刊。场面的广阔，论战的热烈，发展的快速，参加论战的人数的众多，都是「五四」时代那次论战以后的第一次。……现在的阵营共有三个，就是大众语，文言文，(旧)白话文。大众语派主张纯白，文言文派主张纯文，旧白话文派，尤其是现在流行的语录体派主张不文不白。主张不文不白的这一派现在是左古受攻，大众语派攻它「文」的一部分，文言文派攻它的「白」部分。究竟哪一部分被攻倒，要看将来大众语和文言文的两方面哪一方面战胜【注2】。
这段引文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就是「白话文」这个词前面为什么加了一个带括号的「旧」字？白话文就是白话文，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旧)白话文"？陈望道对此似乎没有做特别的说明【注3】。但翻阅一下"大众语"讨论留下的文献，有一件事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十分触目，那就是所谓「白话文运动」质地不纯，这运动中不仅有《创造月刊》、《现代评论》，还有《良友》画报、《红玫瑰》杂志，不仅有鲁迅、胡适、郭沫若，还有新式「礼拜六派」【注4】诸家，不仅有「高跟鞋式」欧化白话文【注5】，还有张恨水式的「旧式白话」。白话文运动在实际发展中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约很出乎那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的意料，在他们的理想里，文言文被打倒之后，本应是一个被新式白话文的光辉照亮了的语文新天地，谁料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令人尴尬的是，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分化成欧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两股潮流，而且凭籍着各自背后的出版机构的支持展开了一场竞赛，更不幸的是，如果以拥有的读者数目来看，旧式白话的写作明显占了上风！时至1930年代，那么多新派或左派知识分子都对白话文运动不满，欧式白话文的这种失利，在竞赛中处于下风，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这些人或出于清高，或出于蔑视，往往不肯面对事实，不肯承认「旧式白话」(这里主要指所谓「礼拜六」式白话)是白话文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不肯承认「旧式白话」的写作也为现代汉语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动力。陈望道的「(旧)白话文」的用法，多少反映了当时知识界这种尴尬又无可奈何的处境。
对五四之后白话文发展的不满，当然不是自「大众语」讨论才尖锐化。早在1931年，瞿秋白就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长文，系统总结了新文学运动的得失，激烈抨击「现在『新文学』的新式白话，却是不人不鬼的言语」，其中即便有「刮刮叫的真正白话，也只是智识阶级的白话」，「更加充分暴露出『新文学界』的小团体主义。因为『新文学界』只管自己这个小团体──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人」。不仅如此，他还批评这个小团体「和旧式白话文学讲和平，甚至于和一般的文言讲和平，而没有积极的斗争」，总之，新文学运动根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瞿秋白因而大声疾呼，要发动「第三次的文学革命」来建设「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瞿秋白在文中提出了他的设想，主要是：一、建立一种「言语一致」的文学，「使纸上写的言语，能够读出来而听得懂」；二、「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中国的言语欧洲化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是不可避免的」；三、「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注6】。如果说《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是1930年代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献，那大概是不错的。整个「大众语运动」的发展过程就是很好的证明。五四之后开展的白话文运动是否是那么严重的失败？新式白话的写作固然穿着欧式高跟鞋，但用是否和大众的口语一致做标准来衡量其得失，这是不是合适？旧式白话的写作是不是真的一无可取？它能够获得那样广泛的读者倒底是什么原因？这两种白话文对现代汉语的创立都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些问题对大众语运动的提倡者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深深沉浸在一个语言学的乌托邦之中──创立一种「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注7】，「把语文的距离缩到最少甚至零」【注8】的新语言。正是在这种乌托邦冲动的驱使下，大众语运动很快与汉语拉丁化运动合流，把实现大众语这一目标与消灭汉字等同。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难理解发动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怎么会对汉字有那样的敌意，必去之而后快。但他们是认真的，例如鲁迅，就正是在「大众语」讨论中声明「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注9】，并斩钉截铁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注10】
现代汉语的实际发展当然没有沿着「大众语」的方向延伸，历史为现代汉语的流变做了另外一种设计。如果以今天的立场对大众语运动做一些后设的批评，我以为有一点应该特别提出讨论，那就是在整个「大众语」论战中，论者往往都把新旧语言的冲突、替代，与在特定话语场当中发生的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斗争混为一谈。而五四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恰恰一个属话语领域，另一个则大致是语言领域。新文学运动对于传统的文言写作来说，既是一场话语的激烈冲突(科学民主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又是一场空前剧烈的语言变革(白话文对文言文的颠覆)，这两者错综在一起，却不是一回事。只是由于某种历史机缘，它们碰了头【注11】。麻烦的是，这种错综还渗透到白话文运动内部，在新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大众语运动的推动者后来对汉语的发展采取那样激进和极端的态度，恐怕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