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五四的白话文运动，还是19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都把文言混入白话文视为心腹大患。后来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拼音化的「新文字」，把汉语书面语写作中的文言残余扫荡干净。但是这种扫荡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特别是在商业化的通俗小说写作领域，那种文白相杂的文体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代表了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股潮流。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以市场为依托的「旧白话」文体也实现了「大众化」，而且比朱自清模式的白话文更「大众化」。如果当年张恨水的写作还不足以服人，那么当代金庸的写作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已经很难再把《天龙八部》中的语言简单地说成是「半文半白」，或是「旧白话」，它大约应该算作是另一类型的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通俗小说中半文半白的写作，经金庸的笔，被集大成，被提升，被炼制，被显示为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严肃文学」领域写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以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人，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罢。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庆幸现代汉语最终没有实现拉丁化。如果用一种表音的文字写出「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还要什么呢？挺好」，自然谁都会明白，还挺生动；可是「质细而沙多」，「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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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的种种试验(本文并没有对此进行全面的讨论)显然都是有意而为，但是，老头儿大约没有想到，他在语言中做的事情还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对毛文体的挑战。
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并不是单纯的语言运动，它始终与自晚清开始的一部话语斗争史纠缠不清。因为在中国大变革中的产生的新老话语，都想占有刚刚出现的、正在形成中的白话文做为自己的物质媒介，同时，对这种新语言媒介的争夺本身，又成为新旧话与冲突的一个内容──新生的白话文做为一种语言符号，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中形成固定的形式，为此，这个「占有」过程往往又和话语实践对语言形成的种种干预相结合。我想这是毛文体形成的大的历史背景，也是毛文体做为一种话语在其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历史环境。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不能不使深深卷入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话语实践和语言实践有更密切的关联，不能不使这两种彼此依存的实践又进一步与革命的社会动员发生密切的关联。当然，任何一场社会革命都会关心怎么样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来动员社会和群众，都会关心如何寻找一种媒介使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相联结。但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革命所创造的机制，却通过「毛文体」找到了实行这种联结的有效方法，形成了一种相当特殊的毛话语对社会实行全面支配的形式。
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是毛文体形成史上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一共列出八条「党八股」的罪状，其中前五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等)，都是有关文风或文体的，而后三条(即「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则都是关系到能否「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会不会「使革命精神窒息」【注57】的严重问题了。显然，在这里「文风」问题已经和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直接联系到了一起。因此，由于这篇文献，文风和文体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为让革命话语获得与之相适应的革命文体的斗争，不但获得合法化，而且获得合理化。当然，一篇《反对党八股》当然不足以推动毛文体的形成，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我在《丁玲不简单──革命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一文里对这个过程做了一点初步的分析，希望将来能深入一些。特别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做为要整顿的「三风」之一的文风，在后来怎样被渐渐落实到与一整套修辞原则和词语系统相配合的文体的过程，还需要做更细致的分析。无论如何，一旦在革命的理论话语和一定的文体写作之间建立了一个固定的关系，文体就成了一种隐喻。随着毛文体自身的成熟，随着它的绝对权威的建立，要不要进入毛文体写作就更成了一种隐喻──对知识分子来说，在毛文体和其它可能的写作之间做选择，实际上是一个要不要革命的问题。
在80年代「朦胧诗」出现之后，官方批评家和许多老诗人都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批评的重点主要不是诗的内容的政治性，而是因为它是「古怪诗」，因为「看不懂」。按理说，看不懂有什么关系？看不懂可以不看嘛！何必动这么大肝火？何必把它和什么诗歌发展方向之类的问题扯在一起？但是，看似肤浅的意见后面其实有深刻的原因：「朦胧诗」在文体上犯了规、越了格。它意味着，一群胆大妄为的青年诗人公开拒绝了毛文体，这在隐喻层面就是拒绝毛文体对话语秩序的权威性，这当然是一种犯上作乱式的挑战。1953年郭沫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做《新华颂》。这大概是郭沫若一辈子里写得最糟的诗，也许是自有诗歌以来最糟的诗，例如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钢铁可以打成针／宝石可以钻成花／谁说咱们脑筋不开化／以前的日子咱们当牛马／读书识字莫说它／有嘴谁敢说半句话／如今呢，咱们当了家／文化就是咱们的文化」【注58】能相信这是写《女神》的同一个郭沫若写的吗？但是，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郭沫若写这些诗是因为没有骨气，要讨好新中国和共产党(找一找郭沫若1928年写的诗，例如《电车复了工》、〈梦醒〉、《传闻》、《外国兵》等等，已经有类似的诗风。那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郭沫若又讨好谁呢？)如果说郭沫若一个人没有骨气，成百上千的进入毛文体的诗人、作家都是没有骨气吗？反对「朦胧诗」的风波起自80年代初，正值「思想解放」，批评「朦胧诗」的人更没有必要为了讨好谁才那样闹一通。不，郭沫若写那些糟诗是认真的，激烈反对「朦胧诗」的人也是认真的。对他们来说，以什么样的文风和文体写作，是象征、是隐喻，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能不能取得主体位置的关键，也是他们一生是否有意义的关键。
任何一种话语生产都不会没有进入社会实践的功利目的。但是，并不是处于激烈竞争和斗争中的各种话语都能进入社会实践，能够进入社会实践的话语在影响社会变革的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情形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从话语理论角度看，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恐怕还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领域。话语实践在什么样条件下才能转化为社会实践？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两者会相互渗透？在话语史中，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联结都有过什么样先例？它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想象？这些问题无论对研究历史，还是研究今天，都是难以回避的。如果话语理论只从话语实践层面着眼而忽略上述问题，，我以为会使话语分析产生一种方法论上的萎缩。
毛文体以及生产毛文体的相关机制，最值得我们今天分析和总结的地方，正在于它成功地把语言、文体、写作当作话语实践向社会实践转化的中介环结，并且使这种转化有机地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成为一体。在毛文体的号召和制约下，知识分子的写作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写小说诗歌，写新闻报导，写历史著作，或是写学术文章，它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即经过一个语言的(文体的)训练和习得过程，来建立写作人在革命中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写作」，完成了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或小资户阶级立场向工农兵立场的痛苦的转化，投身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其中体验做一个「革命人」的喜悦，也感受「被改造」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也正是「写作」使他们进入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的各种实践活动，在其中享受「理论联系实际」的乐趣，也饱尝意识形态领域中严峻的阶级斗争的磨难。如果说正是毛文体的的写作使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获得主体性，那么反过来，知识分子又正是通过这样的写作，使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革命中实现了转化和连结。毛泽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把原来不过在几十个知识分子心中浮动的革命思想，转化为几亿群众参加的急风暴雨式的社会运动，知识分子的写作这个环结可以说是一个关键。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而是毛主体的转述、复制和集体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