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毛文体写作的顶峰。1997年第5期的《天涯》在「民间语文资料」栏目中发表了一篇《十一岁红小兵日记》，日记时间是1969年12 月24日至1972年1月1日，共26期。今天再看这些充满革命套话的所谓「日记」，自然味同嚼蜡，但是只要一想这些文字出于一个十一岁孩子之手，想一想当年曾经有上千万的孩子和上亿的成人都用这种文体写作、思想、说话，不能不让人心惊肉跳。1971年10月6日的一篇日记如下：「今天，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光辉著作后，我思想有了开窍，想起开学来我有很大退步，我感到惭愧，想起去年有了很大进步，今年就有了很大退步，这是为啥呢？是因为我骄傲自满，认为差不多了，躺在老本上睡大觉，所以退步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决心今后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丢掉包袱，赶上形势，当一名毛主席满意的合格毕业生。」很多人读了这些文字都一定会觉得熟悉，甚至感到一种带苦味的亲切。由于缺少对毛文体发展阶段的细致研究，我不能肯定这种使我们又熟悉又亲切的语言是什么时候(大致在哪些年)成为现代汉语在中国大陆写作中的标准样式的。至少毛泽东在延安批评「党八股」的时候，大约不会想到他会提倡这样的文风。然而，这样的文风和文体毕竟牢牢地统治过几亿中国人。
想到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感激汪曾祺在1980年至1981年忽然提笔又写起了小说，其中有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的《受戒》、《弃秉》、《大淖记事》和《岁寒三友》诸篇。
6
关于汪曾祺的写作，没想到一口气写了这么多。因为是边想边写，文章将要结束时未免心中忐忑，怕有什么大的偏颇。我想我得声明，说汪曾祺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大贡献，绝不是说这事只有他在做，汪曾祺把这事包了，当然不是。在现代汉语形成、发展的近百年的历史中，以写作推动现代汉语发展的作家实在太多了。首先就是鲁迅。如果说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这也是被逼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连中国的语言变革也是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创造出「白话文」这样的汉语是个奇迹，鲁迅的写作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从一定意义上说，即使今天，在鲁迅先生逝去半个世纪之后，也还是没有人能在汉语写作上和他匹敌。研究鲁迅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鲁迅先生对现代汉语发展的深刻影响，还根本没有说清楚，做为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鲁迅的写作的意义也没有被足够的评价。这一切都还有待后人。另外，近百年来无数的翻译家通过对外国名著的译介，完成了大量著作，其中许许多多都是优美的现代汉语，形成了「翻译体」这种独特的汉语形式。他们的写作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恐怕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把文学或理论的翻译也当做现代汉语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种写作与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件大事似乎还没有多少人认真去做。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当代诗歌评论和研究的不足。诗歌本来就是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前沿，自「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运动，我以为可能是现代汉语出现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实验性写作。在眼下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诗人们对汉语的想象可以说发挥到了极限，对汉语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也几乎到了极限。二十年来的诗歌写作所积累起来的语言经验，对未来的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大约还不能充分估计。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理论界应有的关注，我自己不懂诗，对讨论和分析诗歌写作没有足够的知识，只能干著急。让人干著急的不只是诗，很多我很熟悉的小说，读起来喜悦，但评起来就觉得棘手，若是想讨论这些小说写作与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联，自然更觉棘手。林斤澜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也是酒友和文友，只要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他们身边的气氛就会变得新鲜，如清风徐来。但是林斤澜的写作与汪曾祺全然不同，全走生涩险怪的路子，尤其是语言，似乎专以破坏常规语法和修辞为乐，有一种「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的峻峭作风。这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相当少见的，我每每欲写点分析文字，但都因自己语言学及语法学知识不够而掷笔做罢。
总之，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项大工程，除了汪曾祺之外，还有很多写作都值得花力气深入讨论。考虑到语言符号对人的生存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们所「运用」的语言其实在决定着我们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改造我们自己的范围和限度，这类研究花多大力气都是值得的。
在这方面，似乎常常是作家比理论家更为敏锐。在1997年1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李锐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可能》的专门讨论语言和文学写作之间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问题很多，有很多洞见，但最吸引我的，是李锐对当前写作中书面语的尖锐批评：「在长年的写作之中，在许多年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阅读中，早已『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习惯了』书面用语，并常常以之为『雅』，以之为美，以之为是『艺术的』和『文学的』。固守在这个书面语的岛礁上，渐渐地，竟然忘记了口语的海洋。」这是我所见到的对今日写作最激烈的抨击，它把当年大众语论争中对白话文写作的质疑，又重新提了出来，当然是在全然不同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又是以一种自我检讨的方式。但我以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批评和质疑，不是只针对某种「文学创作」，而是针对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当下的关系，这就把这问题提大了，使我们有可能把已经关闭了很久的一个重要的批评空间重新打开。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同样在语言上表现了丰富想象甚至狂想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这篇文字即将收尾，我已经没有可能对《马桥词典》做哪怕是最粗糙的评价，我想在这里引述韩少功本人在这本书的「后记」中的一段话，也许更说明问题：「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五四前后那些为建设新汉语而殚精竭虑的先贤们，可曾想到中国的作家有一天会这样面对和思考语言和写作吗？倘他们地下有灵，多半会目瞪口呆。
可是我知道，汪曾祺喜欢《马桥词典》，他永远会喜欢新的想法。
7
我最后一次见到汪曾祺，是去年夏天，大约七月。我陪刘禾去他在虎坊桥的寓所拜访。坐下不久，他就把事先预备好的一幅对联和一幅画拿出来送给刘禾。画是几串淡紫色的藤萝花，开得很旺，一片「真是乱，乱红成阵」的景色，花旁有一只小蜜蜂，正飞得嗡嗡作响。汪曾祺笑着问刘禾：「喜欢吗？不喜欢我再另画一张。」「喜欢！喜欢！」刘禾急忙把画往自己身边拉，好象担心老头会把画抢回去。
我过去也曾几次说起想要汪曾祺一幅画，但和他约定，得什么时候我自己想个好题目，请他就题作画。只是由于始终没寻思出一个好主题，这事就拖下来了。看着刘禾得的字画，我突然有了主意，便请汪曾祺写幅字给我，内容用我文革期间写的一首旧诗中的一联：「唱晓雄鸡终是梦，横眉孺子竟无踪」。汪曾祺让我在纸上写下，他接过去看了看，又看了我一眼，小心地把那张纸收了起来。当我们离开汪曾祺的家，在路灯下沿着暗暗的胡同向大街走去的时候，刘禾回头看了看说：「这老人真可爱！」然后叹了口气，又说：「这样的人可越来越少了。」我回答说：「也许是最后一个了。」
我一直惦记着汪曾祺是否给我写了那幅字，但是后来再没有见到他。
我一直不能相信这个老头儿真的不在了，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拿起电话，拨通6351-9173这个号码，我还能听到一个略带沙哑但是非常亲切的声音：「是我，汪曾祺。」
【注释】
【注1】《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2)，第63页。
【注2】《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人民，1981)，第78页。
【注3】在《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一文中，陈望道没有对「(旧)白话文」多做解释，翻阅《陈望道文集》第三卷其它有关文章亦未见说明，但在《大众语论》一文(第87页)又有「文言文、通俗白话和大众语三种不同文体」的提法。
【注4】关于「礼拜六派内部的转变」和「新式礼拜六派」都见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1954)，第626页，第634页。
【注5】《中国语文的新生》(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第97页。
【注6】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注7】《陈望道文集》第三卷，第88页。
【注8】同上，第83页。
【注9】《中国语文的新生》，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