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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汪曾祺在云南呆了七年，写了大量有关云南的文字，他那些散谈的文字让一代一代读者反复咀嚼，倍加珍爱。土生土长的云南作家黄尧如今来写一本汪曾祺与云南的书，他循着汪先生文字里记叙过的典故一一补述自己的体验与情感，不是画蛇添足而是锦上添花，毕竟黄尧数十年浸泡在云南的文化氛围里。有文学评论家言云南的一些作家写不出云南的“份”来，黄尧不在此列，他的文字让你津津有味……
一、“解读”之解
云南教育出版社约请几位朋友写一点“解读”著名作家、画家、名人有关云南的著述、创作的文字，开列出来的名单就成了“一对一”。被“解读”的有冯牧、汪曾祺、宗璞等，这算是当代著名作家，其中宗璞先生是仍健在并著述不断的。宗璞先生在知道这件事后给我通了一个电话，说她对云南朋友的一番好意是领受的，但说到“解读”，她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写到云南、昆明的文章不多，散文略能成其束的则更少，倒是小说有写到昆明的，她提醒我“这你是知道的”。宗璞先生在说完这番话后，直截了当地说：“你说散文应当是真实的吗?”我说，应当是真实的。先生说，既是真实的，如在文章中有些人、事需要再来一些说明，疏漏、错讹的给予补充订正，这些旁人也是可以做的。至于小说，既是虚构，那就不大好“解读”了。我说，“解读”——照我的理解，也可说由此扩展些相关话题，大可不必是对原著的诠释。我有些强词夺理，先生也就在电话里笑笑了事。
过后，我却想了又想，如果是汪曾祺先生还在呢?对于我的要“解读”他，也有一通电话么?但汪老的一脸“莫名其妙”，几乎是肯定的情景。倘若要硬来，偏偏要“解”出一大堆文字来，汪老虽不至切肤，但极有可能要逼出一两首他的打油诗来。因为这样的事汪先生是做过的。
汪老自１９３９年来昆明就学西南联大，至１９４６年离去。这段经历在他的多种文字里皆可读到，我不能口罗唆。其中也有“打油”诗趣，倒是无讽无讥，同“逼”没甚关系。
１９９３年春天，汪老来昆参加第一届“红塔笔会”，过后写了一篇《七载云烟》。“云烟”有两重含义，这一点不必有特别的解释，倒是在“采薇”一节里，先生说：“要写一写我在昆明吃过的东西，可以写一大本，撮其大要写一首打油诗。”诗曰：
重升肆里陶杯绿，
饵块摊来炭火红，
正义路边养正气，
小西门外试撩青，
人间至味干巴菌，
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薻堪漫吃，
更循柏叶捉昆虫。
在这首八行诗后，除开六、八两句外，汪老句句加注，竟成六条“篇后注”，达七百字之多，比诗倒长出了十来倍。这说明，汪老写下一点什么文字，是深怕“读者看不明白”的。有些该加注释来说明的，已经尽其所能，尽其所愿地加注了，概无存着谜底“蒙”人，也无留着“狗尾”给人“续貂”的意思。因此，在先生二十来篇涉及云南生活的文字里，大体是明明白白，一看就懂。这是先生的风格，也是先生对文字功底，尤对散文体格的理解。先生说过，“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又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引自《蒲桥集·序》)倘若你要读下来，先生的文章很难说有什么故意的章法，倒一如怀抱清茶，促膝聊天，亲近浅淡，真是很少有不明白的地方。
此外，先生也已申明他写下这些文字，只是“撮其大要”，免得口罗唆。倘若要来“演义”，要来饶舌，他是“可以写一大本”的。
这样说来，我们这些人来搞什么“解读”，就大可置疑了。用了师长不忍拂逆你的意思，甚至是不能言的处境，这便不仅多余，而且可恶。
可细检这伙人的初衷，似乎也不尽是无聊，原因是大家看来，先生们留下的这些文章，是殊为珍贵的。冯牧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在较长时期内的领导者之一，他不但是优秀的作家、理论家，还是杰出的组织家。早年，在“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大潮中，他是率了一批人来云南的。尔后，这批英气勃发的年轻人，成了中国文坛的翘楚，各领风骚，至今不陨。这批人的文学的发轫，可以说同云南这块神奇、美丽、富饶的土地的哺育不无关系，而冯牧是最早促成这种结合的人，也是以文学的形式最早“发现”这块土地的人。他走马滇边，深入秘境，踏歌山寨，豪唱大江，那些篝火中，马背上拾取的文字，又岂是寻常文章可比?汪曾祺的路子，可以说与之大相径庭，一个少年学子，被沦陷的逃亡浪潮逐到了这座小城，他似乎自始有属于自己的一分安适的心情，但决然宣称“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而不言西南联大庙堂之高的，恐怕只有汪曾祺一人。宗璞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儿，提起昆明旧时的生活，一不留意就引起“闻一多先生要出城看桃花，我就坐在小马车的后面，颠颠地到了上马村”———说“不留意”，是说先生绝无要用闻一多来帮衬自己的意思，那实在是一个少女生活中最一般的情景。１９９３年，先生踏访昆明，邀我去寻访故地，居然在龙泉镇龙头村寻到了抗战时期“疏散”时寄宿的旧居———一所至今尚存，略显凋敝的农家小院。小院的老主人已经故去，年长的晚辈确曾记得“几个小姑娘在耳房上读书”的情景，且告诉先生，这房迟早要拆了，而“一大家子人在村前村后早有了新宅”。先生屈身往楼梯上爬了几级，便又回来，站在廊檐下久久不语。我只是觉得那耳房怎就如此地狭小，似乎绝难容下这些回忆；我更难揣摩的是先生内心翻腾着什么。
汪曾祺的“泡茶馆”、宗璞的“小马车”，都是些不显惊奇的平淡生活，一如他们写下的文字，也尽是随俗似地平淡。我们说这些文章的宝贵，大略是说这样的能照见旧日影子的文章是少的，但“文”外的人应当是比文章更富实也更多彩的。“文见其人”从来都存着误解，当然也就有“误读”，行于文章，大抵只是如同感冒“发表”出来的东西一样。因此，那样的“平淡”也不尽是平淡，那样的“平淡”甚至未见平淡。这大约是“解读”的一种理由。
冯牧、汪曾祺、宗璞三位先生都是有一个浓重的“云南(昆明)情结”，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彼此又都很熟悉。但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次，是冯牧带领一班作家来参加云南的“红塔笔会”，汪老是受邀者之一。两位先生触景生情是有的，冯牧每每回忆起云南的军旅生活，话题要开阔得多；汪老则在一旁为有兴趣问这问那的人做着小小的“注脚”，比如“干巴菌”是如何拿来吃的，“烧饵块”又是怎么回事，等等。一个出大味，一个撒作料，很有意思。总之，是没少了“解读”，“解读”云南，“解读”昆明———那场合，不必有海鲜大宴，也不必有精致的散点，有一些云南、昆明的山野风味(总是很丰足)作了引子，(汪老是要有一点酒的)就有源源不绝的话题。因此，我们的“话题还可说开了去，尽管两位先生已乘鹤归去，也会有朋友加入到这些“话题”中来，况且“文”在人亦在。这是“解读”的另一种理由。
鲁迅先生说过：“安宁和幸福是需要凝固的”。(《伤逝》)姑不论我们现在是否安宁和幸福，然而，我们在“凝固”自己的岁月，却是无奈的事实。先生们的旧时文章、新近话题，都是生命与经验的“凝固”，恐怕并非妄论。一个人的生命途程无论长短，总是要有一些个“驿站”：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间陋室、一所寮庐，当然还有牢狱。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背着走，总要在哪里寄存一些梦魇、一些猜念、一些情愫、一些聚了又散的朋友、一些来了又去的问候。当然还有冷了的苦茶，淡了的美酒；当然还有鼓鸣马啸，铁血腥风。久久，能携去的，当然只是些“凝固”了的东西，能充大荒的饥馑，创痛的疗救，也能在躁乱中抚出安宁，衍生似是似非的幸福。因此，“凝固”并非“僵固”，它是要稀解，可以稀解的，当然不是药救。至少，我看先生的文章，那份回望人生，归于淡泊与通泰的“安宁”是令人称羡的。这是我“解读”来自己消受的，当然也可以说了出来。这算是理由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