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言写作的命运不一样，旧式白话的写作，不管新白话作家们多么不情愿承认，它依然是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注12】。它一方面参与传统文言被推翻后形成的宽阔文化空间的重新分配，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迅速进入在上海等都市兴起的商业文化，从而使旧白话比新发明的新白话更为流行。如果文言写作在1930年代后终于完全衰落，旧白话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要是没有旧式白话文的蓬勃发展，仅靠「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人」的新白话小团体，是否能那么快就能够把在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言统治推翻呢？难说。只是生活在1930年代的新白话作家们并不这样看。不管新式白话阵营内有多少激烈的冲突(陈独秀和胡适之间、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左联和新月派之间、左联内部各派之间)，也不管这一阵营围绕「文学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学」发生过多少分化和组合，新式白话写作在话语层面上都受制于一个东西，那就是现代性──他们不仅一齐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而且共同分享着理性、进步等启蒙主义的理念遗产。正是「现代性的追求」【注13】，使新白话写作能够以他们的「新」，和鸳鸯蝴蝶派的「旧」相区别、相冲突，并且在话语实践中形成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历史【注14】。这种不可调和的话语冲突，使新白话作家们不可能承认旧白话写作也是新东西，是白话文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在现代汉语形成史中和他们有联盟关系。相反，前者凭借自己的理论优势，在文化消费市场之外，把鸳鸯蝴蝶们打了个落花流水。在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一书的「新文学大系的建造过程」一章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述：「可以说，由于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们关注和推动理论，他们才能对鸳鸯蝴蝶派取得优势。在特定的话语场中，理论有生产合法性的作用，从长远观点看，这个场中象征资本比真实货币有更好的投资效益。鸳鸯蝴蝶派完全依赖文化娱乐市场而兴盛，其行情完全决定于大众消费，而五四新文学作家则是依仗理论话语和设置经典、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写作等学术机制立足。理论一边生产其论述对象的合法性，同时也使自己获得合法性；理论有能力命名，能够援引权威，能够雄辩，它还能将象征资本增值、生产和再分配。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和批评家正是凭借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权威，把自己描述为现代文学的开拓人，与此同时把论敌置于所谓传统阵营，从而在这样为双方命名和论说中获利。」【注15】《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响深远，此后有关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一律都把旧式白话写作关在门外，至于这种写作对现代汉语的形式和发展有什么意义，提出了什么新的可能性等问题，也都理所当然地被撇在视野之外。
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初衷是总结和保护五四新文学，但它恰恰与大众语运动相对立，甚至是对后者的反动。因为大众语运动的推动者不仅反对旧白话，也反对新白话，而且重点是在批判新白话：「白话文在形式上继承了封建文言文的象形方块字，这是对封建文言文的一大妥协」【注16】，「五四」时代所提倡的白话文，早就包含着妥协的病根」【注17】、「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只是给中国的死文学尸身剥了一层皮，大众语运动就是要更进一步设法火化这尸身」【注18】。在这样激烈的变革要求面前，「大系」还把新白话写作经典化，实际上不能不是对建设大众语的否定。「大系」的出版正值大众语的论争渐入尾声，这或许有些偶然。不过，为什么「大系」一直流传到今日，大众语运动却是昙花一现，这大约并不偶然。前者与正在为建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文化建设过程有着深刻的联系(这里不可能对此做详细讨论)【注19】，而后者「把语文的距离缩到最少甚至零」的设想，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乌托邦。
三十年代激进知识分子们梦想的大众语没有成为现实，但它并不是过眼烟云。它的乌托邦精神不久后即在另一种不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而且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语言实践中复活──那就是毛文体。我过去已经在几篇文章中，对毛文体做为一种革命的话语实践进行了一些讨论【注20】，但对它作为一种语言实践则未及深入，这里正好做些补充。
我过去的文章主要是把毛文体当做一种话语，当做一种discourse来讨论的，因此毛文体这一命名带来很多误解。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叫做毛话语？在《丁玲不简单》的一个注解里，我曾经对此有过一点简单的解释：「毛文体其实也可称做毛话语，但这样命名会过多受到福柯的话语理论的限制，对描述革命体制下话语实践的复杂性有不利之处。」【注21】这个不利之处主要是忽略毛话语在实践中的另一个层面：在逐渐获得一种绝对权威地位的历史过程中，毛话语同时还逐渐为自己建构了一种物质的语言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文风，一种文体。换句话说，这个话语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种文体，它和此种文体有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能分解的关系。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对「整顿文风」格外重视，《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专门讲语言问题，那绝不是偶然的。今天再看这些文献，联系整风中对「学习」的强调，我以为不难看出延安整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是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个「秩序」既要求所有言说和写作都要服从毛话语的绝对权威，又要求在以各种形式对这种话语进行复制和转述的时候，还必须以一种大致统一的文体来言说和写作。因此，延安整风可以说是毛文体形成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环结。但是，这一切不能都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我们在瞿秋白的《鬼门关外的战争》，以及稍后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注22】等文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把一定的革命话语与特定的「大众化」的「语体」相结合的冲动：「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用俗话写一切文章。」【注23】不只是瞿秋白，其实在1930年代前后展开的几次论战，例如早些的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后来「大众文艺」的论战，以及抗战爆发后进行的有关「民族形式」的论战，都贯穿著这种冲动。至于1934年开展的「大众语」运动，只不过是把戏演到了一个高潮而已。毛文体对汉语写作的整饬有自己的历史(对此有很多的研究要做)，但这个历史又和现代汉语的形成历史有密切关系，尤其和「大众语」这条线索有更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当毛文体在话语和语言两个层面建立革命秩序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和写作会一下子「一面倒」。当然，不能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不用说，这种「一面倒」还有其它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这也应该做更多的研究)，不过自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大众语的神往和迷恋对毛文体形成的影响，我以为绝不可低估。很多对中国革命持批评态度的人，特别是一些西方人，在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关系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压迫」来做理由，似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是被「抓壮丁」，都是在铁链的牵动下才做出了选择。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仅就毛文体而言，我们只要看看当年在大众语讨论高潮中推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一篇宣言，再看看在这宣言上以蔡元培为首的688名文化人的签名【注24】，就一定会得出一些更复杂的看法，会有一些更历史化的诠释。
毛文体无疑是现代汉语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或方面，它在几十年的长时间里影响、左右或者完全控制了上亿人的言说和写作，大概再也不会有另一个语言运动能和它的影响相比。不过，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它对现代汉语的成熟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多语言学家把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归功于1950年代后开展的推广「普通话」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最大成绩，是为全民族确立了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和普通话，使口语和书面语都有了一种民族共同语为依据。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错，比如经过这种规范化之后，不仅文言文完全失去合法性，连半文半白的汉语写作也差不多绝迹。但是语言学家们似乎忽视了毛文体在这一规范化中的作用。是毛文体为这一规范化提供了一整套修辞法则和词语系统，以及统摄着这些东西的一种特殊的文风──正是它们为今天的普通话提供了形和神。这些都不能低估。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毛文体对现代汉语发展的严重束缚，这也不能低估。大众语论战中暴露出的那些现代汉语发展中矛盾和困难，不但在毛文体中未能真正解决，反而更尖锐了。因为毛文体真正关心的，是在话语和语言这两个实践层面，对言说和写作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改造和控制，而不是汉语多元发展的诸种可能性。这一局面的首次突破靠了两件事，一件是1970年代末「朦胧诗」的崛起，另一件是1980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我始终认为这两个文学运动无论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还是对打破毛文体的统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汪增祺正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他的短篇小说《受戒》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