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来，围绕《论语》的编纂、结集，学界已有过种种研究和讨论。从经学思想史的角度看，《论语》一书的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同《论语》的结集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根据解释学的观点，文本的编纂、结集实际也是一种理解活动。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辑而论纂”，无疑是对孔子思想一次系统的认同和理解，由此确立起早期儒学的价值观。而《论语》作为这一理解活动的记录，便在经学思想史上具有了特殊的地位。本文拟从考察《论语》的成书入手，进而分析、揭示《论语》一书的特殊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并对《论语》在汉代的流传及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说明。
一、孔门后学的分化与《论语》的结集
关于《论语》的成书，历史上存在着不同认识和看法。汉唐学者一般均认为《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结集而成，结集的时间当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其中讲得较具体的，是《汉书·艺文志》中刘歆的说法：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此外，像何晏《论语集解》引“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王充《论衡·正论》：“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赵歧《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经典释文》引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同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这种看法与前面虽稍有不同，但在肯定《论语》是由孔门弟子编纂、结集，即《论语》成书较早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古人叙事简略，以上只谈到《论语》开始结集，而没有说明完成的具体时间。唐代柳宗元注意到，《论语》中有曾子临终前与弟子的对话（见《泰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认为《论语》的成书可能要晚至孔子的再传弟子。但又说“或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i]实际仍然承认汉人的说法，只是对其作了补充和说明而已。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ii]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iii]
从现有材料来看，以上看法当以前者更接近事实。先秦典籍中明确提到《论语》一词的是《礼记·坊记》：“《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子》一书，唐时仍存，宋以后方才佚失，故沈约所说当有根据。但在“疑古”之风的影响下，学者往往将《坊记》、《缁衣》、《中庸》等篇看作是秦汉时作品，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受到了怀疑。然而近年公布的郭店及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均有《缁衣》一篇，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上博简的年代可能与此相差不远，证明《缁衣》确实是先秦古籍。另外，郭店竹简中与《缁衣》同时出土的还有属于子思学派的《五行》篇，记载子思言论的《鲁穆公问子思》篇，说明《缁衣》与失传的《子思子》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沈约说《缁衣》、《坊记》等篇取自《子思子》应是可靠的。既然子思在其作品中已提到《论语》，那么至少在子思生活的时代《论语》已经成书。据学者考证，子思的生卒约为公元前四八三年～前四零二年，则《论语》的成书的下限当在公元前四零二年以前。[iv]
至于今本《论语》存在称谓和用语的差异，这说明《论语》的编定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短时期完成的，编纂者也可能不只一两个人，而是有多数弟子参与，但这一过程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说，可以下延至汉代呢？从新出土的材料看，《论语》中孔子称谓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并不能作为《论语》成书较晚的证据。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论语》、《文子》、《太公》等竹简，其中属于《论语》的汉简有六百二十枚，录成释文的共七千五百七十六字，约为今本的二分之一。由于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五十五年），故竹简的抄写当在此时之前。用简本与今本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孔子称谓上常常互有差别。今本《论语》后十篇中称“孔子”的地方，竹简本有的称“子”。如《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在今本《论语》中，门人问于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故崔述怀疑上面两章可能是后人的添加，但在简本中以上两章均称“子”：“[子]张问仁于子。子曰：‘耐五者于天下为仁者。”“子张问于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正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可以从正矣。’”说明上面两章在今本中之所以显得特殊，乃是抄写的缘故，与时代的早晚并没有直接关系。还有，《子路》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今本《论语》记孔子答国君问一般称“孔子”，不称“子”，但简本此章却称“子”：“……公问：‘一言而兴国，有诸？’子曰：‘[言不]可以……”说明孔子的称谓并不那么绝对，在抄写中常常会出现变化。另外，今本《论语》称“子”的地方，竹简有的称“孔子”，如《先进》篇“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先进》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简本均作“孔子曰”。还有，《微子》篇“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简本作“子抚然曰”。这些都说明，《论语》中关于称谓的规定并不严格，即使有一定的规定，在抄写中也会常常发生变化，以此来判断《论语》的成书，根据并不充分。所以根据现有的材料，《论语》的结集应该较早，在孔子去世后一百年之内已基本成书，编纂者主要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
《论语》成书较早的事实，向我们透露出以下重要信息。一，《论语》的编纂与孔门后学的分化密切相关。二，《论语》一书是由孔门弟子共同编纂，反映了孔门弟子的集体意见。我们知道，孔子去世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派。《论语》既然成书较早，自然与儒学内部的这一变动密切相关，是在其背景下完成的。说到孔门后学的分化，人们往往想到《韩非子·显学》的说法：“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各派“取舍相反不同”，但都自认为是真孔子。但韩非子所说的“八派”时间跨度较大，其中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已到了战国中后期甚至晚期，显然不是孔子去世一段时间内儒学内部分化的情况，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孔子以后儒学内部先后出现的“八大强家”，[v]但更有可能，是韩非对儒学内部分化的一种模糊印象。从现有的史料看，孔门后学的分派应是从有子、曾子开始的。据《孟子·滕文公上》：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子夏等人以为“有若似圣人（孔子）”，表明在他们看来，有子思想接近孔子，[vi]是孔子的接班人，他们欲尊奉有子，以有子为孔门正统。值得注意的是，子夏等人在拥立有子时曾“强曾子”，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曾子在孔门中已颇有影响，并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所以才有子夏等人强迫的一幕。从上述材料看，曾子并不为其所动，他的一段表白在赞扬孔子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同时，也暗讽了有子等人不自量力。由此可见，当时孔门内部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有若立派不久，可能因为学识不高，难以服众，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弟子向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