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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
礼的另一层含义是指礼节、仪式。道德实践的高度仪式化是西周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仅根据身份等级制定了相应的伦理法则和义务，同时还规定了与法则、义务相伴的一整套礼节、仪式，使道德实践形式化、艺术化，呈现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独特面貌。孔子推崇周礼，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其所体现出的文明形式。在孔子看来，一个君子不仅仅要实践礼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更重要的，他还要将这种责任、义务落实到具体的礼节仪式中,使其生活化，形式化。“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lxxxvi]宾礼、祭礼均是当时的重要礼仪，是表达情感的重要形式，将其运用到交友、使民中，便可能作到“文”与“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名、分、仪构成礼的三层主要内容。其中，名是身份等级，分是伦理规范，仪是礼仪形式。名、分、仪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作为“名”的身份等级主要是一种抽象原理，因而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作为“分”的伦理规范和义务，就其所表达的“孝悌忠信”一类内容而言，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两者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在礼的三层内含中，相对具有灵活性和变化性的是礼节仪式。“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远众，吾从下。”[lxxxvii]而对礼节仪式的这种选择和损益，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的演变和特征。从文献记载来看，孔子虽然主张复礼，但他所重视的并不是三代之礼，不是天子、诸侯之礼，而是时俗之礼，具体讲，是具有广泛基础的士礼。据《礼记·杂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现《仪礼》中有《士丧礼》一篇，应即孺悲来学时所编。另外，《仪礼》中的《既夕》、《士虞》，也属于士丧礼，三篇相加方构成完整的“三年之丧”，“《士丧礼》于是乎书”应包括这三篇。《杂记》是丧礼的传记，其言孔子编士丧礼，应有一定的根据。据沈文倬先生研究，《仪礼》一书是由孔子及其后学根据古代材料陆续编写而成，其年代上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即鲁哀公末年鲁悼公初年，下至鲁共公十年前后。“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lxxxviii]故《仪礼》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及其后学对礼的选择和理解。从《仪礼》的内容来看，它并不是对古代礼仪的全部记载，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的。据《汉书·艺文志》，当时于经十七篇（即《仪礼》十七篇）之外，尚有礼古经五十六卷。“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与）十七篇文相似三十九篇”，其内容“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仪礼》的侧重显然与此有所不同，它主要记录的是士礼。《仪礼》十七篇中属于士一级的有七篇（士冠、士昏、士相见、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大夫一级的有四篇（乡饮酒礼、乡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徹），其中的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也通行于士一级，而属于诸侯和天子的仅有四篇（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聘礼）和一篇（觐礼）。另有《丧服》一篇，通涉天子、诸侯、大夫、士各级，可当别论。孔子及其后学对礼的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春秋以降，礼制进一步崩坏，天子、诸侯之礼如同虚设，难以为继，而士礼中的冠、昏、丧、祭，却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人生的基本礼仪，故从孔子开始，孔门内部一直重视士礼的整理、记录，《仪礼》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编纂而成。从这一点看，它所反映的显然已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是“礼下庶人了”。[lxxxix]
根据以上分析，孔子的礼学实际是一有机整体。他一方面从名分的角度对礼的精神、意义进行了阐释，肯定了礼在“正名”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礼仪进行了编定、整理，并运用到伦理实践之中，使其成为君子的人生修养。这样，作为礼之核心的名分与作为礼之形式的礼仪便存在着内在联系，二者密不可分。至于汉代以后推崇经学，专门记录礼仪的《仪礼》成为“经”，[xc]而阐释礼的精神、意义的著作反成为“记”，这显然是儒学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已有明显差别。
三、《论语》在汉代的流传及地位
“汉兴，改秦之败”，“除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xci]在文化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儒学在经历了“焚”“坑”的挫折后，得以重新恢复发展，至武帝时，儒学已取代黄老获得“独尊”的地位。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汉代儒学的形态较之以前已有所不同，与之相应，《论语》一书的性质和地位也发生一系列变化。
前面说过，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仅是一思想、理论体系，同时还包含一学术传统，形成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重结构。从《论语》的编纂来看，孔门弟子显然更重视的是其社会人生之学，孔子就是作为“传道者”的形象被记入《论语》中的。同时，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以社会人生之学为主要线索，六艺之学只能算是辅线而已。不过，早期儒学的这一形态到汉代却发生变化，汉代儒学主要承继和发展的恰恰是六艺之学，即所谓经学，而社会人生之学却降为子学，成为经学的传记和附庸。由于汉代儒学形态的这一变化，后世学者常常对其性质产生争议和看法，如钱穆先生认为：
且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此战国初期学派儒、墨皆然。不专于儒也。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废。若谓尊儒，何以复废《孟子》？其后刘向父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然则汉武立《五经》博士，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即仲舒对策，亦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则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当时，判划秩然，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xcii]
钱穆先生显然忽视了早期儒学是一双层结构这一事实，故将六艺与儒学一分为二，认为汉代实为尊六艺，而非尊儒学。其实，秦代以前，六艺固然非儒家所专有，儒家之外，墨家、道家也有称引《诗》、《书》者，但汉代所尊之六艺乃属于孔子、儒家的系统，而不是墨家、道家的系统，故在汉代学者的眼中，儒学往往即指六艺之学，如《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儒林传》称汉武帝时，“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里的“儒学”显然即是文中的《诗》、《书》、《礼》、《易》、《春秋》之学。钱氏试图将六艺与儒学截然分开，显然难以成立。相比较而言，章太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更为中肯：
六艺者，道、墨者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以《金版》、《六韬》。（《金版》、《六韬》，道家大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xciii]
章氏认为，道家、墨家虽然也称引《诗》、《书》，但并没有对六艺进行系统的编定、整理，这项工作最后由以孔子来完成。经过秦火之后，六艺再度受到重视，孔子自然处于有利的地位，其它诸子只能甘拜下风了。所以汉代所尊之六艺，并非与儒学没有干系，相反倒是孔子儒家六艺之学的发展和延续，汉代儒学实际同样包含了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层结构，只不过二者地位发生了变化，前者升为经学，后者降为子学，出现经学之儒与子学之儒的分流而已。
由于汉代儒学的这一变化，《论语》的性质和地位亦相应发生变化。汉初，惩秦之弊，采取宽松的文化政策，“除挟书律”，允许学术自由发展，一时间出现诸子百家复兴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论语》重新受到重视，并在文帝时一度设立博士。赵歧《孟子题辞》：
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对于文帝时所置博士，学者或以为是秦制的延续，根据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其实，二者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秦代设置博士，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满足政府的特殊需要，如秦始皇即帝位之初，博士与丞相、御史大夫议“皇帝”名号，[xciv]即帝位三年，“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等[xcv]；所置博士中，虽然也有治《诗》、《书》及诸子著作（“百家语”）者，但一般不是据经授置，而文帝时则是为《论语》、《孝经》等典籍设置博士，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亦说：“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宫，为置博士。”[xcvi]从“为置博士”一语看，文帝时显然是为“往往颇出”的诸子著作设立博士，它是汉初诸子之学复兴背景下的新举措，而与秦代博士有所不同。不过，文帝虽在文化上对诸子百家采取鼓励政策，但在政治上却偏重黄老、刑名之学。《史记·儒林传》：“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所谓“颇徵用”，即徵为博士，如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xcvii]，但由于这时汉代的主导思想是黄老、刑名，所徵用的博士，只能“具官待问”，难以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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