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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
武帝以后，《论语》传授的另一个特点是《古》、《齐》、《鲁》三论的融合。从版本上看，《古》、《齐》、《鲁》三论存在着一些差别，如《鲁论》二十篇，《古论》二十一篇，《齐论》则二十二篇，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这种差别只是形式上的，其整体仍存在着一致性，如《古论》虽较《鲁论》多出一篇，有两个《子张》，但据何晏、如淳所说，这不过是由于《古论》将《尧曰》篇自“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又分为一篇，而《鲁论》则将其看作一篇，这显然只是章节的分合问题，与内容关系不大。稍显特殊的是《齐论》，多《问王》、《知道》两篇，但这两篇之外，其余内容仍是基本相同的，否则，刘向父子校书时便会有所说明。此外，据桓谭《新论》说：“《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但这在古籍的抄写中也属于正常现象，如定县竹简《论语》与今本“文异”之处就十分之多，“其中有的是抄写者脱漏、抄错或随意简写的字，有的则是按底本上写的字”。[cxiv]至于底本上的不同，如《述而》“……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同于《鲁论》而别于《古论》，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则是假借和错讹。这些情况都说明，《论语》一书应形成较早，并有了稳定的形态，在以后的传抄中虽然会形成不同的传本，但由于有共同的源头，所以并不影响其整体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论语》虽然有今古文之分，齐鲁学对峙，但并不是互为壁垒，而是相互融合、参考、借鉴。如王吉本传《齐论》，但其子王骏所传则为《鲁论》，《艺文志》有《鲁王骏说》二十篇，即是其作品；孔安国传《古论》于鲁人扶卿，[cxv]而据《艺文志》，扶卿又传《鲁论》；至于张禹也先后受学于传《齐论》的王吉和胶东庸生，“采获所安”，然后才有《张侯论》问世。正是在这一融合的局面下，“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cxvi]终于形成后世不朽之经典《论语》。
[i] 《柳河东集·论语辨》。
[ii] 《崔东壁遗书·论语余说》。
[iii] John Makeham:The Formation of lunyu as a
book,《华裔学志》四十四卷（一九九六年），第一～二十四页；胡志奎：《论语辩正》，台北经联出版实业公司一九七五年版。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一九八六年创刊号。
[iv]
关于《论语》的成书，可参阅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三百三十三～三百六十九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及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孔子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王铁《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孔子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v] 吴龙辉：《“儒分为八”别解》，《文献》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vi]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认为有若是因相貌与孔子相似而得到尊奉，荒诞不可信，似应有误。
[vii] 《荀子·非十二子》。
[viii] 《荀子·非相》。
[ix] 《论语·卫灵公》。
[x]《论语·子罕》，《宪问》。
[xi] 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转引自吴延环《论语研究》第四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二零零一年版。
[xii]《论语·子路》。
[xiii]《论语·卫灵公》。
[xiv] 黄立振：《〈论语〉的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xv] 张伯伟：《环绕今本〈论语〉的诸问题——兼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孔子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xvi] 参见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xvii]《论语·子张》。
[xviii]《论语·子张》。
[xix]《论语·子张》。
[xx]（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序》。
[xxi]
今本《论语》载有子言论四处，三处称子（有子），一处称名（有若）。但称名者为与鲁哀公问答，故此章为特例，并不与前者矛盾。另外，冉有、闵子骞也偶一称子，说明他们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人物。
[xxii]
《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可见，子思常常祖述孔子的言论，但遭到当时人们的怀疑。武内义雄曾对《表记》与《论语》中有关仁的言论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对后者有发展；而魏启鹏则指出《坊记》礼、刑并重，不同于孔子重礼轻刑。参见武内义雄《子思子考》，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版；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xxiii]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xxiv]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xxv] 马王堆帛书《要》。
[xxvi] 此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略有不同。
[xxvii]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xxviii] 参见汪中《荀卿子通论》，载《诸子集成》第二卷。
[xxix] 《论语·泰伯》。
[xxx] 《论语·述而》。
[xxxi] 《论语·里仁》。
[xxxii] 《论语·宪问》。
[xxxiii] 《论语·述而》。
[xxxiv] 《论语·里仁》。
[xxxv] 金岳霖：《论道》第十六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版。
[xxxvi] 《论语·宪问》。
[xxxvii] 《论语·里仁》。
[xxxviii] 《论语·季氏》。
[xxxix] 《国风·叔于田》。
[xl] 《国风·卢令》。
[xli] 《尚书·金滕》。
[xlii] 《论语·学而》。
[xliii] 《论语·阳货》。
[xliv] 《论语·子路》。
[xlv] 《论语·阳货》。
[xlvi] 《论语·子罕》。
[xlvii]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一百五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xlviii] 《论语·学而》。
[xlix] 《论语·颜渊》。
[l] 《论语·颜渊》。
[li] 《论语·雍也》。
[lii] 《论语·里仁》。
[liii] 《论语·里仁》。
[liv] 徐复观：《释〈论语〉中的仁》，《学术与政治之间》第三零三～三零五页，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八零年版。
[lv] 《论语·宪问》。
[lvi] 《论语·宪问》。
[lvii] 见《论语·公冶长》。
[lviii] 《论语·颜渊》。
[lix]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三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lx] 《论语·卫灵公》。
[lxi] 《老子·四十八章》。
[lxii] 《论语·学而》。
[lxiii] 《论语·公冶长》。
[lxiv] 《论语·阳货》。
[lxv] 《论语·季氏》。
[lxvi] 《论语·述而》。
[lxvii] 《论语·阳货》。
[lxviii] 《论语·雍也》。
[lxix] 《论语·卫灵公》。
[lxx] 《论语·学而》。
[lxxi] 《论语·雍也》。
[lxxii] 《论语·宪问》。
[lxxiii] 《论语·宪问》。
[lxxiv] 朱熹：《四书集注》卷七引。
[lxxv] 《论语正义》卷十七。
[lxxvi] 有些学者根据皇侃疏，认为“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货。”但与谈话的背景明显不符，故不可取。
[lxxvii] 《论语·子路》。
[lxxviii] 《论语·学而》。
[lxxix] 《论语·述而》。
[lxxx] 《论语·为政》。
[lxxxi] 《论语·颜渊》。
[lxxxii] 《论语·子路》。
[lxxxiii] 《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第五十一页，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版。
[lxxxiv] 《论语·颜渊》。
[lxxxv] 《论语·八佾》。
[lxxxvi] 《论语·颜渊》。
[lxxxvii] 《论语·子罕》。
[lxxxviii]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上、下，载《文史》第十五、十六辑。
[lxxxix] 参阅梁涛《从古礼的传播看〈仪礼〉的时代特征》，待刊。
[xc]
据《史记·儒林传》，汉初除传《士礼》的高堂生外，还有“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纯粹是礼仪的形式表演，而无须关注礼的意义、精神。
[xci] 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及《卷二·惠帝纪》。
[xcii] 《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二百页，商务印书馆二零零一年版。
[xciii] 《定孔》，梁涛《〈訄书〉评注》第二十一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xciv]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xcv]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xcvi] 《汉书卷三十六·刘歆传》。
[xcvii]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xcviii]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xcix]
历史上对董仲舒进天人三策的时间存在不同的记录，班固《武帝纪》系于元光元年（武帝七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四年）五月，司马光《资治通鉴》则列于建元元年（武帝元年，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冬十月。当代学者也有主张在元朔五年（武帝十三年，公元前一百二十四年）的，见苏诚鉴《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议》，《中国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建元元年不可信，故董氏对策当在武帝六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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