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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关于读大师读过的书,
研究钱锺书当然得先读钱锺书，正像蒋寅先生研究唐代大历诗人，总要先读大历诗人，而不是先读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即便研究大师读过的书，也得参看大师对那书是怎么读的。莫非读大师读过的书叫读书，读大师的书就不叫读书？
大师的书，大师读的书，都是人写的。人前有人，书前有书。照蒋寅的逻辑，只有读书读到无书时，才可叫读书。然而，又有谁能够把人类的文明史从头走上一遍呢？
不读大师的书，就要读非大师的书；不读眼前大师的书，就得读先前大师的书。大师所以为大师，就因为他的书是大师级，读大师级的书总比读非大师级的书收获大些吧？读眼前大师的书又怎么就不如读先前大师的书呢？
在我看来，大师和大师读过的书，不能绝然割裂。要读大师，总要对大师读过的书有些了解，或有选择地读一些。读《管锥编》，却不知《史记》为何物，这怎么可能？所以，说研究大师的人不读大师读过的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一作还原性研究，把大师的读书过程重走一遍，只能尽量多读以求深入而已。提一个无人能做到也没必要去做的要求，然后予以指责，我们称之曰“架空式的批评”。更不用说，蒋寅原本认为，一个“被许多人目为空疏的人”，换言之，一个没读过很多书的人，也可以是“当然的大师”。那么，这个大师很空疏，你让我们读他读过的什么书呢？
蒋寅指责说：“许多人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些大师读过的那么多书，他又读过多少呢？”我不懂，能够“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说得头头是道”，得有多大本领？不用说“许多人”，有十位就不得了，居然都不能入蒋先生的法眼。我是没有这个本领，既能把“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说得头头是道”，还要把“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读过的书再从头读上一遍。我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德里达到底读过多少书！
实际上，读钱锺书的“钱学家”或多或少都读过一些钱锺书读过的书。但是，也确实没有人把钱锺书读过的书通通读过一遍，不用说“钱学家”，全世界也找不出这样的人。蒋寅先生读过吗？指责钱锺书和“钱学家”的博士们读过吗？不要说“钱学”，蒋寅先生到底读过多少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呢？我深表怀疑。博学如钱仲联先生，对“小钱”的著作尚说：“中国学问不敢多让，但洋玩艺我不懂。”那么，你还能要求谁呢？再说，读书本如吃饭，不在多吃，而在消化。钱先生所谓：“譬若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不然伤食过饱，横梗胸中，不但无益，反而生痰长疮。蒋寅不是也说，博学不是大师的必备条件，故博学如朱彝尊、纪昀、钱大昕、余嘉锡、陈垣都算不得大师（且不论是否恰当）。古人所谓寸铁可以杀人，而不会杀人，给一车兵器也没用。可这里蒋寅的立论点又全在多读书上，何一文之内，观点如此背逆？不消说，大师的书是奶，蒋寅所谓“自然结果”，大师读过的书只是草或草料，为什么不许人喝奶而统统赶去吃草呢？ 在我看来，“学术界”之所以“缺乏有力度的思想”，“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只读眼前的大师”或“谈大师”，而是读得还不够、谈得还不深。浅尝辄止，而汗漫大言早已流走天下；一知半解，而伪做高深早已浪得虚名。恕我直言，各位“反钱学家”就无不坐此弊。但是，自己丑不能怪镜子，与大师本身如何、是否该读该谈大师并非一码事。
批评一种现象，原不必理论上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又必须遵守起码的逻辑规范。不然引申开去，结论必然荒诞，对批评对象也毫无损伤。蒋寅要批评学术界空疏不学、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要批评“钱学”研究中的伪劣假冒，要探讨钱锺书的“不足”之处，单刀直入很可引起同情，而浑然不顾逻辑规范，把谈大师、读大师也一体否掉，则属于烂煮糊涂之面、错判葫芦之案，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岂能使人信服？而所谓“钱学”，说到底，还是要对钱先生的著作深入钻研，当然也包括尽量多地去读钱锺书读过的书。深入钻研了，自不会轻薄为文。所谓“读书多，胆子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李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