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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缘起,
钱锺书先生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这可以说是贯穿在“钱锺书评论小史”中的一条主线。那么，这些有头有脸的中外人士，何以对钱锺书如此青睐呢？是他们胡乱捧场，还是一律看走了眼？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在总结省思二十世纪的学术历程，瞻望下世纪的学术向路，然而对钱锺书在本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未见论及。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锺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多有不确。一些人认为，钱锺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
例如，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九日《中华读书报》某文，批评钱氏之学不值钱；六月号《街道》杂志钟某文，即排行榜上时髦书《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所谓“代序”，认为钱氏为人不足取；当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几位文科博士生的观点，断言钱锺书有知识无思想，以钱为中国文化代表，乃无能表现。后来，其中一位博士生发表《我看钱锺书》一文，声称：“在钱锺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锺书“上课”；一九九七年一月三日《羊城晚报·新闻周刊》刊文，批评钱锺书不行，钱学有病。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表达了对钱锺书的不同看法，很锐利，很值得注意，但都属于零星随感，这里就不一一指明了！
应该指出，上举诸文的作者，对钱锺书及其著作，对所谓“钱学”，都不甚了了。抛却他们观点的正误不谈，专就事实而论，是颇有错讹的。例如，《钱锺书研究》只出版过三辑，而《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却说：“这个研究集据我所知出了四集之后便不见下文了。”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蒋寅研究员的一篇文章。这篇很有代表性的《请还钱锺书以本来面目》，最早登在《南方都市报》，后被某报转摘，并且设定在一个栏目里，叫做“刮垢篇”。
文章有几层相连接的意思：一、“钱锺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二、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三、要恢复钱氏本来面目，就需要“解构钱锺书的神话”；四、钱锺书不是“大师”；五、钱锺书只是“优秀学者”、“博学家”、“真正的读书人”，“乾嘉之学的尾声”。
五层意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而实际上又包含了两个针对：一、对着钱锺书，二、对着“钱学家”。 对着“钱学家”的，第一顶帽子是“廉价赞美”和“庸俗化研究”。可是，全世界的“钱学家”，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位，都能一一叫出名姓。我不了解，到底哪一位的哪一篇文章哪一本书属于“廉价赞美”和“庸俗化研究”？写文章，讲究个论点、论据、论证俱全，总不能只有论点，没有论据、不加论证吧？
这实际是把“钱学家”作了全盘的一笔抹杀。可是，蒋寅又对“钱学家”作了空前绝后的过誉，因为他说：“时下的钱学，眼界与钱锺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锺书如何看。”但是，哪位“钱学家”的“眼界”与钱锺书“齐”？
第二顶帽子，是只读钱锺书的书，不读钱锺书读过的书。进而整个“学术界”，之所以“缺乏有力度的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读眼前的大师，更多的是谈大师”。这实际把整个钱锺书研究，不，是把大部分人文学科，给取消了。读大师的书，特别是当代大师的书，也就成为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可以这样说，现下学界的各位“反钱学家”（恕我用这个字眼），只是谈他们的感觉，而非发表研究的成果。这种零星观感性的学术评论，以打擦边球为特长，以似是而非为特点，以议论代替实证，以联想代替分析，以混乱冒充高深，以自鸣高蹈掩盖浅薄媚俗，以思想火花充当系统思考，以矫揉造作的骄傲充当学识高深的证明。总之，是以魔以幻，去“魔”人“幻”人。所以，我将它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学术评论。然而，这种魔幻性的学术评论，最难批驳。试想，需要什么样的穿透力才能化解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呢？当然，我不反对随感（那太头巾气了），我也不认为随感就毫无价值，我只想说：批评应当以深入认识批评的对象为前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还某某以本来面目的命题才能成立。
◇李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