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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刻薄钱钟书,
作者：余杰
宗璞《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文字淡雅笔致委婉。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但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却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总体风格的温婉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立，让人感觉到某种不协调的味道。
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他们刚刚登场的时候，“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助说几句英文”。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征，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写到这里，宗璞忍不住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象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小说中还好几处提及这对年轻教授夫妇。----“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是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作者对这对夫妇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异同、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对中国现代史略有了解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虽然他们学识渊博，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东藏记》中说，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段模仿钱钟书的口吻真是惟妙惟肖。
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躲避黑暗的现实政治吗？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的钱钟书，在“文革”时代，还不是拼命讨好某清华同学，靠着这个“理论权威”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
小说中还有一处写夫妇两人的互相吹捧，有些晚清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而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看上去好象神仙眷属。其实，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后来，在“文革”中，钱钟书与林非一家为着邻里纠纷大打出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石遗老人陈衍和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陈石遗为同光三老之一，他的诗未必好得过黄晦闻，然而他的评论却如此刻薄。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两人真是难得的谈话对手。难怪后人会感叹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但是，钱钟书可曾想到，在自己刻薄别人的同时，也有人在小说中以同样的刻薄对待他。
下面引用由nichole在 2002/11/23 15:42 发表的内容： 作者：余杰
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中国，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能够躲避黑暗的现实政治吗？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脱俗的钱钟书，在“文革”时代，还不是拼命讨好某清华同学，靠着这个“理论权威”的关系，讨得了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差使，这才躲过浩劫。正如论者所云：“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其实，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自己的良知。”
余杰的作品几乎都看过，也买了不少，若说最喜欢论理和评说的可能就是他的特色风格，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过于偏激和有些理论似是而非，更多的是引经据典的作派（原谅我的健忘，他唯一的小说名字我是忘了，其中的情节和故事模式和李敖的《上山，上山，爱》雷同，为此他对李敖那作品还很不屑，但他那篇比《上山，上山，爱》也好不了多少，起码他所认为悲痛的个人遭遇与李的完全不值得一提，除了他在那本书引用的一大段一大段《圣经》字句给我印象深刻，其他的内容甚至不如一般的流行读物）虽然他自以为是是道破皇帝新衣的小孩，文章居多是悲天悯人的高度，可惜的是他有那孩子的直率，但也有如孩子的幼稚和天真。初次印象，是那本《火与冰》，他那些本本名字多是沿用鲁迅，欲学鲁迅的文风，初时的感觉还不错，但相对他那些沉重的命题，他的阐述和演绎也太片面和肤浅，激情多过于其文字，所谓抽屉文学，所谓的使命，不外就是隐隐约约对“6.4"的不平之气，而他入学北大时候，已经是事件多年之后，他的声名居多也就是那本书开始。不过我是喜欢他写的文字，那激昂，以及那些题材给我们思考的空间，但陆续频繁发表的一本本书都是一个模式，看多了，也觉得重复了老调了，那激情成了心浮气躁，一个缺乏生活砺练和社会经验的象牙塔中人，发了那么多的感慨，说那么多未实践的理论，评论人与事是从单一角度和片面的定论，好象还像个孩子似的去标明好人坏人黑猫白猫。从他对余秋雨的猛烈攻击，以偏概全，难道他就不刻薄？
他在上面的文章所论述评价钱钟书、杨绛，不屑他们在文革时期的所谓态度，那是他欲参照对余秋雨评论模式再指责他们？以他这些言论和姿态，若他出生在那个年代，我想可能不外也就是一红卫兵一造反派吧。钱钟书在文革时期那样的作为不见得就怎么卑鄙，是悲哀！老舍们的不幸，我们不想看到，张志新们的反抗我们充满敬意，钱钟书们的苟且偷生，我们也只有悲哀愤怒同情。我们更应该检讨和警醒的是避免再次犯那个时代的错误。杨绛的书我也很喜欢，甚至认为她的《洗澡》不亚于《围城》，她也有写《干校六记》、《将饮茶》```里面有描写他们在文革的磨难，不知余杰可有读过，有些知道的片面就不明就里地去评价，这就是他文章的弊病。况且正如钱钟书说的吃鸡蛋不用去知道那母鸡的道理，我们看到人家的文章，不一定就非得与他们的私人生活挂钩起来，诚然，如果他们在生活和行为举止方面能做出伟大的事情，那也能让我们更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