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管锥编》是笔记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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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钱锺书研究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认为《管锥编》是笔记体。这种观点，都被人说烂了，特别是《管锥编》的英文译名，更加深了人们对该书“札记”、“笔记”的印象。它似乎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定论了。笔记体嘛，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体系喽。而且，在蒋寅看来，《管锥编》不仅是笔记，而且是二流笔记，距一流笔记如《日知录》，还差得远，因为后者毕竟是“大师之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管锥编》只是“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学术笔记的路子”而已。
   
    　　实际上，“笔记”在汉语中有其特定涵义，不能与英文的“札记”随意比附。仅就汉语的特定涵义说，我认为《管锥编》并不是笔记体。 从传统观点看，中国人著书立说在形式上的最高境界之一，是“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换言之，带着镣铐跳舞，跳得还要很轻巧。这种思想，大概导源于《春秋》。孔子说：垂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就是说，与其写一部讲大道理的理论著作，不如写一部具体的历史，将大道理大理论蕴涵在具体的史实当中。但要写史，就需有写作的体例。《春秋》有五例，笔则笔，削则削，约其文辞而指博，严格得据说子夏之徒都不能赞一辞。从此，所谓“例”，就成为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对“例”的讲究，其基本精神和古人在作诗上的境界是一致的：既要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又不能跑韵。而末流则往往顾头不顾尾，或表达了思想感情而泄韵，或为了押韵而制造感情。只要看柳诒徵《国史要义·史例》便能了然一二。当然，历史“进化”到今天，各路草茅名士早已不屑斤斤于此。 那么，中国的笔记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呢？没有。笔记在传统中国人那里不被视为正规著作，其特点，就是不拘体例。也许正是因为它不拘体例，才不被视为正规著作。所以，像《日知录》，体例在笔记中堪称是最严整的，但比起正规著述，还是比较灵活。此外，笔记什么都可以写，并非用来笺证古籍，在材料的采用上也不要求一网打尽。
   
    　　将笔记的特点与《管锥编》对照，就会发现后者与笔记是完全不同的。钱先生是写作方面的完美主义者，欲将写作方面的各种能事（材料、文辞、体例等等）集于一身，并特别喜欢因难见巧（这才显得本领大）。所以，把《管锥编》与结构松散、内容随意、不大讲究修辞的笔记相提并论，钱先生大概不会认同。《管锥编》真正做到了“博征其材”，每一类材料尽量一网打尽，以至不惜过后进行“补”、“订”。然后是“约守其例”，体例极其严整，从遣词造句到布局安排，都费尽苦心，绝不失体破例。甚至什么情况说什么话，用什么字，引什么文，引长引短，都异常严谨。它的文字一律以笺释古籍的形式出现，每段都借着古书上的若干字句引起，以“按”字划界，毫无例外。现当代学者，则几乎不见姓名。有时标示“偶睹”、“近人”、“参观”等字样，无不蕴涵话外音。如此严整的体例，是笔记中所看不到的。所以，即便硬往古籍分类上比附，这种著述形式也不是笔记体，而是注疏体，其例最近解谊、义疏，故、训、传、说、记、注、解等等散布其中。此外，《管锥编》极其讲究修辞，这也是笔记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