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钱钟书：侏儒时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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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岁末，钱老钟书乘鹤仙去，按照民间说法，以此九旬高龄而去，亲朋好友，自遵天命即可，过分悲痛就免了。所以鄙人倒也没有太在意杨绛先生的悼词。（王小波故去之时，俺可是怀着十二万分悲痛兼敬仰的心情七次拜读李银河博士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引起我思考的是：钱先生获得的身后盛名，来自各阶层各角度的极高评价---甚至在一贯藏龙卧虎怪论迭出的网上，对钱先生的评论，也是惊人的一致。于是我忍不住开始想：钱老是最后一位“文化巨人”吗？他为什么一不留神成为了，一个伟人？

　　提起钱老，很多人想当然地会说起《围城》。《围城》我看过两遍，说实在地，都没有找到那种醍醐惯顶顶礼膜拜的感觉。印象深的是作者那种调侃，那种来自于深厚文化素养的冷幽默。不过凭这点就让《围城》挤进“文学巨著”这个“围城”，似乎太勉强了些。因为这种钱氏幽默，并不比后来王朔的“王氏调侃”或者余秋雨的“余氏随想”有质上的高明。而后两人，在98年末文化评论界一次规模空前的“寻找大师”活动中，也不过仅仅获得“傲死卡”提名奖入围而已，堪堪算是“准大师”吧。（最后结果是：大师奖：空缺。）至于被世人反复咏叹的“围城心态”，窃以为，并不是作品本身有那么大感召力，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道明他们演绎的那部优秀电视连续剧。这只是严肃文化和流行文化良好融合的一个典范。这个道理相当于，不管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还是莫言的《红高粱》，到了张艺谋手里，马上就会由洗脚温水变的滚烫到可以沏茶的地步。

　　钱老的《管锥篇》《谈艺录》，于我这样的粗通文字之辈，自然只有“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亦”的份。虽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见过，看看那高深莫测闪耀灵光的封皮，终于只是恭恭敬敬朝书鞠了一大躬，转身径自去了。不过暗想，自古以来，曲高和寡，确是真理，君不听，一千年前，岳飞同志就仰天长叹：“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钱老以如此阳春白雪之物，应无团结如此广泛人民群众之理。

　　呜呼，为文之道，有破有立。小生微醉之余，絮絮叨叨扯了半天，浑不知所述何物。列位看官，容俺这就图穷匕现，祭出观点。

　　我以为，钱先生只是一个踏踏实实作学问的普普通通的学者，他在人格上凸现出伟人的光辉，只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卑微。那时侯，我们的超级才子郭老沫若，正用漫天的才华与豪气，高歌狂赞伟大领袖的“千古诗才”“万年文章”和“绝代书法”；那时侯，我们的科学巨匠钱老学森，正怀着诗人般的热情与想象力，用精密的逻辑推理，严谨的归纳分析，科学地论证了“一亩地能产30000斤”这一著名定理。（钱老该论文原文发表在大概1957年的某期《中国青年报》上，据说正是此文，坚定了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老人家的关于开展那个运动的萎大的决心）；而那个时候，钱先生携妻隐居，沉湎古籍，逃避政事，甘为隐士。

　　后来（对，很久的后来了）的某一天，人们突然醒悟过来。人们开始反思，开始批判。巴金老人开始不停的，“随想”。所有的眼睛突然全部睁开，所有的声音突然全部出来，所有的手臂都在摇动着高呼：批判那个时代的媚俗！问题是，第一个开始批判的人，是天才。第一万个，是人才。而第一百万个，就成为人云亦云的庸才。当所有的人都在批判媚俗的时候，批判媚俗这件事情本身，也成了一种新的媚俗。

　　于是，人们在唾弃了那些老媚俗之后，也对“批判媚俗”这一“新媚俗”失去了热情。于是，人们想起了那些，外围的不相关的人们。想起了钱钟书们。其实，钱只不过象一个最传统的穷酸秀才一样，闭门苦读，青灯良伴，浅吟低唱。.....

　　他只不过站在原地，可是当那个时代的地平线沦落之后，他就显得比别人高大。他只不过那么自自然然地活着，可是当所有人都染上瘟疫以后，他就显得比别人健康。是的，人们怀念钱钟书，与其说是怀念他的小说，怀念他的学问，不如说是怀念他在那个疯狂迷乱时代里的，自由思考独立学术的精神。------一种原本应属于任何一个学者的基本的精神----而任何基本的东西，在普遍缺乏的时候，都弥显珍贵。所以说，人们对钱钟书的怀念，我以为，是一种对真正文化的怀念，对真正学术精神的怀念。而这种怀念的根本，还是对那个时代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