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庄子哲学有独特的魅力，这得益于他对语言的独特把握。他认为语言产生于人心，是知的表现；语言是一种工具，具有有限的功能。在理解的时候，应“不落言筌”、“得意忘言”。这在后世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力图把庄子的语言观放到他的哲学背景中来考察，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现庄学的特色。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它的著作《庄子》不论在中国思想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的学说是接着老子讲的，但他在不少方面和老子的侧重有所不同。在思想上，庄子和老子一样有着消极的面貌，倡导无为清静的主旨，但他在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社会历史、现实政治，否定儒家仁义道德的伦理价值、否定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人生有所干预作为的意义的时候，表现出了独具个性色彩的勇气和睿智的思考。同时，庄子在对自己观点的论证上比老子更为细微深入。《老子》简约而深奥，《庄子》恣肆而缜密。这表现在他对论证方法、表达风格自觉的把握和规划上，类似与今人所说的“语言、文体的自觉”。可以说，庄子不仅看重“说什么”，他也不忽视“怎么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谈论庄子的“语言观”。
一、语言是“知”的表现。
1、“言非吹也。”
在《齐物论》中，庄子先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自然界的风吹之声，指出“天籁”的特点就在于“使其自己”、“咸其自取”，乃是发乎自然，本乎天成。然后他拿语言（按：本文对语言不作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和风声、鸟鸣声做比较，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认为人的语言和风吹之声不同，语言发自人心，出于人为；而风声是纯粹的自然之声，没有人为的因素。庄子之所以能这样做比较，是因为他在“声音”的属性上看到它们有相同相似的一面。不过，庄子认为正因为语言不纯粹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一种声音，而是人心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语言不是发自于口，而是发自于心，所以才不能把语言等同于自然之声。
我们知道，语言是声音的一种，同样是由于物体（发音器官）的振动发出的声波，因此才可以从物理上去做属性分析。但是语言并不因为具有自然属性而就是自然现象。一方面，语音只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是声音不等于语言是声音；另一方面，不是人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是语音，哪些声音做语音，有语义的制约，由社会决定。所以说，语言不是自然现象，是人的现象——不是人的生理现象，而是人的社会现象。在这一点上，庄子不把语言归结为自然现象无疑是正确的。
2、“言未始有常。”
庄子说：“言未始有常。”（《庄子?齐物论》，下引《庄子》只注篇名）是说凡是语言都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每个人所说的话，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达，都是一种“私人语言”，人与人之间“以言遣言”，不可能达成“共识”，只能产生是非争论。当语言“由人说的时候，就代表人类的思想。它们表示肯定与否定，表示每个个人从他自己特殊的有限的观点所形成的意见。既然有限，这些意见都必然是片面的。可是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见都是根据有限的观点，总是以他们自己的意见为是，以别人的意见为非。”[ 1 ]庄子从语言表达功能的角度指出：“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人间世》）认为传达语言，必然有得有失，人与人之间的忿怒误解，都因花言巧语而起，且人们容易“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人间世》），表达交际的困顿是难以避免的。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2 ]“交际”的发生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交际”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生，所以语言虽然是个人说的，具有个人的特点，但它并不是个人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从语言所负载的信息来看，人们的交际内容从根本上说不是纯粹私人的和主观的。庄子说“言未始有常”，其实正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来立论的，他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是非标准、价值判断才导致语言意义的混乱。不过我们不能因为是非标准的不统一、语言交际的误差而取消语言的社会性和客观性。
如果说前面“言非吹也”是在自然与社会（个人）的关联中着眼，那么这里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联中立论。庄子以取消语言的客观性、社会性为代价夸大了语言的主观性、个人性。在他的眼中，语言是有心的、人为的、非自然的。所谓“人为”、“有心”，都是人的“知”的表现，“知”有大小之别。常人拘于“小知”，有所言说，拘于是非；诸子百家“相拂以词，相镇以声”（《徐无鬼》）。但庄子并未从否定语言是自然现象而达到肯定语言是社会现象。他反对把语言作为自然现象，但肯定了作为个人现象的语言，从而走上另一条小路：语言不是作为社会的人的语言，而是作为个人的主观语言而产生并存在。语言起于人的“知”，表达人的“知”，其本身就是“知”的产品。
可以说，庄子的语言观是一种消极的语言观，或者说是一种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语言观。
二、 内容与对象：语言不足以表达“道”和“意”。
1、“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者，万物之所由也。”（《渔夫》）“夫道，覆载万物者也。”（《天地》）“道”，超言绝象、不可思议、不可表达；它不是知识，尤其不是实用的知识，——即使是实用的知识，如“技”，在庄子看来也非语言所能传达，不能用通常的方式对待。总之语言在“道”面前是蹩脚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这个局面不仅是由于语言的天性使然，更由于“道”本身的不可言说性所致。因为它“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知北游》）所以“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天运》）任何一种对“道”的言说，都会像“昭氏鼓琴”一样“有成与亏”（《齐物论》），对此，郭象注曰：“虽有繁手，遗声多矣。”人越是刻意去说，离“道”就越远，因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离开“道”的言说，在庄子看来只能有侵扰人的本真天性的负面价值。
2、“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人的“意”即“心意”、“意念”等是主观的，难以言传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即使勉强用语言表达出来，别人也难以领会。在《天道》篇中，庄子讲了一个“轮扁斫轮”的故事：轮扁告诉桓公说他读的“圣人之言”乃是“古人之糟粕”，因为圣人的心意不能假言以传。“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天道》）古人连同他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意”俱逝而不返。他还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运》）死读经书，乃是师法陈迹，肯定会遗失真性、远离大道，而误解圣人之“意”。为理解之便，我们可以把“意”分为两种：一种是每个人都有的主观意见，体现为是非之争、善恶美丑判断，无有定则，这种“人为的意见”可以借“有心的语言”来互相争论，但是只能造成混乱；另一种是能够“体道”、“得道”的圣人之“意”，“圣人怀之”（《齐物论》），“行不言之教”（《知北游》）。它只能通过“无心之言”、“去言”之“至言”来体现。
三、 表达方式：“不言之言”、“三言”。
既然人为的语言难以表达作为世界本原的“道”和个体主观的“意”，而“道”和“意”又是人们在生活中的交际内容，所以须对表达它们的手段有所安排，即在非说不可的情况下，从说的方式上找补救的措施。
1、从对人为的语言的“破”的角度说，庄子主张用“不言之言”取代它。
人世的语言属于“技”，“道”本身是隐而不显的：“大道不称”（《齐物论》），“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则阳》）。凡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语言表达的都不是“道”，因为它们都会是些具体的东西，属于人世间形态的“形色名声”（《天道》）之类的东西，一旦说出来，非但是对“道”的表达，反而是对“道”的遗失或弯曲，故不如不说。虽然“世之所贵道者书也”，“道”要假言以传，但世人往往满足于浮华之词，执着于言语名相，“道”反而因“言”的存在而被遮蔽：“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故“不言则齐”（《寓言》）不作言论，事理得以一体而保存，不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天下》），把天地的纯美弄得支离破碎，造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故圣人对于“道”，只是体而不察、察而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知北游》）。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他用类比的思维方法、起兴的表达方法论证圣人的态度。圣人深知对“道”“明见无值，辩不若默”（《知北游》），所以他虽然“知道”，但不作分别、不言不语。所谓“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