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为的语言难以表达作为世界本原的"道"和个体主观的"意"，而"道"和"意"又是人们在生活中的交际内容，所以须对表达它们的手段有所安排，即在非说不可的情况下，从说的方式上找补救的措施。
1、从对人为的语言的"破"的角度说，庄子主张用"不言之言"取代它。 人世的语言属于"技"，"道"本身是隐而不显的："大道不称"（《齐物论》），"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则阳》）。凡
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语言表达的都不是"道"，因为它们都会是些具体的东西，属于人世间形态的"形色名声"（《天道》）之类的东西，一旦说出来，非但是对"道"的表达，反而是对"道"的遗失或弯曲，故不如不说。虽然"世之所贵道者书也"，"道"要假言以传，但世人往往满足于浮华之词，执着于言语名相，"道"反而因"言"的存在而被遮蔽："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
故"不言则齐"（《寓言》）不作言论，事理得以一体而保存，不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天下》），把天地的纯美弄得支离破碎，造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故圣人对于"道"，只是体而不察、察而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知北游》）。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他用类比的思维方法、起兴的表达方法论证圣人的态度。圣人深知对"道""明见无值，辩不若默"（《知北游》），所以他虽然"知道"，但不作分别、不言不语。所谓"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齐物论》）。
2、从"立"的角度，庄子建立了"三言"的言说方式。 "寓言"和"重言"意在破常人的心态，皆非"直言"；"卮言"如"漏斗"是合乎自然的"无心"之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夫》），对自然的亲近就是对"人为"的反对，所以"三言"既是庄子对人们日常言说方式的解构，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独特言说方式的规划。他"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消解常规，标新立异。
为破是非之障、除一见之执，他认为采取奇崛诡怪之语亦无妨--不合常理不等于不合道理。其实，在交际活动当中，说的方式有时比说的内容更为关键，很多"意"正是靠"如何说"来传达，甚至"尽在不言中"。
不过，言说方式的变革，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的转变上--剥离世俗价值的干扰，"离形去知"，从人们业已沉浸其中的脱身出来，离俗念、去陈言，才能获得合乎自然本性的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