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立”的角度，庄子建立了“三言”的言说方式。
“寓言”和“重言”意在破常人的心态，皆非“直言”；“卮言”如“漏斗”是合乎自然的“无心”之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夫》），对自然的亲近就是对“人为”的反对，所以“三言”既是庄子对人们日常言说方式的解构，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独特言说方式的规划。他“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消解常规，标新立异。为破是非之障、除一见之执，他认为采取奇崛诡怪之语亦无妨——不合常理不等于不合道理。其实，在交际活动当中，说的方式有时比说的内容更为关键，很多“意”正是靠“如何说”来传达，甚至“尽在不言中”。不过，言说方式的变革，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的转变上——剥离世俗价值的干扰，“离形去知”，从人们业已沉浸其中的脱身出来，离俗念、去陈言，才能获得合乎自然本性的言说方式。
四、 语言理解：要“得意忘言”。
语言在人与人之间行使交际的功能，交际意味着理解，但仅仅依靠语言反而会造成争辩，导致交际失败。所以需要超越语言、忘掉语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庄子在这里所表现的观点倒很符合语言工具论。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并不是为了“说”，目的不在“语言”；而是为了说“什么”，用语言负载意义。语言是工具，意义是目的。工具为目的而存在。其次，“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有些难以言传的对象，就只能靠意会而得；靠意也不能领会的东西，就只能“无为”而任之了，因为它们是超乎属人的“言”和“意”的。
庄子“恶智取力攻之事”，“愤奔走游说之风”。[ 3 ]言语的理解策略在这里仍然原于庄子对“道”的看法和对世人胶着言语名相的否定。“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着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也。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贵也。”（《天道》）语言有它的可贵之处，但不能因此而唯言是贵，落于言筌，而这正是世人经常会犯的错误。他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运》）认为圣人的心意不能假言以传，后人不能从“经”中直接得到圣人之“意”，这就如同轮扁斫轮的绝技，哪怕父亲亲口说上千言万语也不能通过儿子的耳朵传送过去，惟有他自己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才叫有“得”。如果儿子拘束于父亲所说的“话”，那他永远不会有所得。“得”自心中有，非从“言”上来。所以轮扁才会说桓公所读之书是“古人之糟粕”（《天道》）。这种否定死读书的议论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若因此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像宋代禅宗某些禅师那样“束书不观”乃至“毁书不观”，则又可取了。庄子说过：“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齐物论》）人固然可以超越于经典之外“师法本心”，但“超越经典”本就已经是站在经典的基础之上，况且，“中得心源”应该和“外师造化”结合起来，“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可偏废。这是我们理解庄子上面那则寓言的时候应该想到的。
总之，庄子的语言观从属于他的世界观，充满了道家辨证思维的特色，也披着清静无为、法天贵真的价值趋向的面纱。他对语言的看法，有些地方是为了批驳儒、墨而凸其一端，有些为惊世骇俗而偏取瑰奇，有些因意寄言外而只发其端。饶是如此，或因其成说、或效法其说、或因端发绪，代有来者。金岳霖先生说得好：“也许应该把庄子看成大诗人甚于大哲学家。他的哲学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写出，充满赏心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其异想天开烘托出豪放，一语道破却不是武断，生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使人读起来既要用感情，又要用理智”。[ 4 ]
参考文献及注释：
[ 1 ]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六卷 第102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2 ]《列宁全集》第20卷 第396页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3 ] 章太炎：《菿汉三言》第151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4 ] 金岳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金岳霖卷》 第1225—1226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200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