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季康子问政”章
问政而落实到杀人，执政不正每喜借无道杀人，已是古今常规。故孟子言：“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此“政”是刑政，“善”者工于制造杀人借口。“教”为君以自身之德上行下效，民有不善则反求诸己。“天下有过，在予一人。”民自乐从。这是儒之德教与法术之刑政的根本对立。孔子将执政“杀无道”的堂皇借口，掉转为教训季康子为政爱民的领导职责，有驳有论，说得无可置辩，千载之下，犹可见其仁厚、睿智与勇义。浅近之语，叫编者一注一译，又价值尽丧，谬误丛生，不得不澄清了。“道”的本义是什么？诸子各道其道，淆乱不堪。好在孔子是第一位思想家，天下有个大体一致的理解：“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蹈而露也。”（《释名》）“一达谓之道”。（《说文》）世代民众共行之路曰道，道之足贵在公众可公行而互不相妨。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注》：“公，众所共也。”后来富贵谋私利害公益，“道者君之所道也”。领路人以私见当“正确道路”，假道名义，灭异己以从己，故季康子欲“杀无道以就有道。”教材注：“道指道德规范，为人处世的准则”。这是今人话头，春秋时谈不上道与德混同的统一规范准则，无规范所以是乱世。孔子为此忧，要探求一条人人安乐而又行事合宜（义）的天下公道，“士志于道”“君子义以为质”“朝闻道，夕死可矣。”乃是以创建中华人文为使命的孔门士君子独有之志，富贵与庶人决难胜任。“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以正我，不在正人。”（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论语》只教士君子修养，于富贵只责其守礼勿yin，小民则孝悌勿盗而已，三者绝不可混言为同一“道德规范”。“无道”只指行事，非道德准则，古无思想犯，罪是罪行，德曰德行，一切不离行为事实。庶人唯有能不能、善不善，孔子民教不外“举善教不能”“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矣。”不求弄通自己的主义。故撇开季康子所谈之道，“子欲善而民善矣”，你要是行善民也就效善了。此“善”即《论语》“善人为邦”“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的好人，善与恶对文，百姓无不明者。译为“您向往善道”，大失本意，向往是“慕”非“欲”，“善”谓身行之事非身外之道。孔子之意，季康子不欲为善耳。所以在“季康子患盗”章，就说得更尖锐了：“苟子之不欲（不贪），虽赏之不窃。”都贯穿着孔子正君爱民的独创政治学：“政者正（君身）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民从其行，不从其令”。德风德草之喻，贴切精当，千古不刊之至理也，无人不晓。一译又荒唐了：“君子的道德好比风，小人的道德好比草。”这叫什么话！何来上下皆道德的君子国？有道德还叫小人吗？靠政治台风压倒小民，非以道德化民。唯孔门专修仁义之德，此外尚有凶德、丑德、秽德种种，至今有劣德败行之语。德本是个中性词：“德，得也。物得以生谓之德。”“得其天性谓之德。”得于天而成物本性者皆可谓德，万物德殊性异。“德性”义兼正反，随文而定，非“道德规范”可概。《论语》“君子”有位尊与道贵之别，两类君子同有影响力，以仁德则心悦而诚服，以刑政则畏刑而威服。而下之从上犹草性随风，别无选择也。“尔惟风，下民惟草。”（古文《尚书·君陈》）“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说苑·君道》）孔子言：以刑以礼皆可齐民，别在无耻有耻。孟子云：尧舜行仁，桀纣行暴，而民皆由之。当代中国政治多变，士民随风乱转，尤史无前例。上一刮风，士民紧跟，正由于缺失道德。所以孔孟独重政治对天下邪正与人性善恶的决定性力量。本章君子小人之“德”实指性言，老百姓说人之“德性”一词，最确切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