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两年，说金岳霖的文章很多，金先生的专业一般人都不了解，大家感兴趣的是金先生的人生。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293页）也就是说，金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对金先生的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金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王浩的话比较委婉，他实际是想说金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金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失了。金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先生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这些话在许多回忆金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这些还不是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是他28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