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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钱锺书没有思想吗,
与体系问题相关联的，是钱锺书到底有没有思想。换言之，钱锺书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原创性。对此，许多人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记得有一次和蒋寅兄闲聊，他说：“《管锥编》实在没什么，将来电脑发达，资料输进去都可以处理的。”我听后惊诧得一句话没能说出，只是过后心想：那敢情好，键盘前一坐，文字录入员都能成为钱锺书，中华民族必雄居世界文化首霸。
这可以算得所谓钱锺书没有思想最直接痛快的表述了。而一位认定电脑可以“处理”出《管锥编》的人，能从钱先生的书中读出什么呢？于是，有人便说了：《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评点感悟”式的文本，“只不过运用了几种语言进行了比较学的研究而已”。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学者又承认钱锺书富有智慧。例如，蒋寅说，《管锥编》《谈艺录》“内容都很精炼，充满智慧和启示”，“许多条目很容易扩充成一篇专题论文”，“任拈一段都可以敷衍成长篇大论”。又说：《谈艺录》“深刻凝练”，是“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是古典文学的锦囊”。
可他们同时又否认钱锺书有思想。蒋寅说：“他的小说过多地流露出文人气，看不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他的诗则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管锥编》的内容大抵就是读书心得”，“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有材料有结论，惟独缺少分析、论证过程”。“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学术笔记的路子，唯一不同的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等等。
钱的小说，已经有很多专家评论，我不想多说。而钱的诗艺如何，懂诗的老前辈自陈衍、夏敬观、李宣龚、卢弼，到陈声聪、冒效鲁、徐燕谋、郭晴湖等等，均有评价，我也不想多嘴。诗无达诂定解，小说亦如是，本不必多说。我只是不明白，蒋寅一会儿批评“钱学家”们要多读书，一会儿又强调仅仅博学不足取；一会儿说钱著是笔记体，没有开创范式，一会儿又说“学术笔记本身并不规定学术范式”；一会儿说钱著“充满智慧和启示”，一会儿又说它只是“缺少分析、论证过程”的“材料罗列”，其学问形态忽略了“更为艰难的分析论证”，是“非常取巧”的，“有点避难就易的味道”。全文跳跃腾挪，而中间偏又缺乏连接，何以如此使人不解？此外，一个富有智慧的人怎么又会没有思想，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怎么又会有那么多智慧；运用若干种语言进行“比较学的研究”实在很了不起，何以又居然是“只不过”的“而已”，我都想不明白。莫非智慧只相当于一个人的小聪明，而思想则等同于思想家的思辨力与构筑力？可哲学，据说不就是“爱智”吗？
也许，看一下思想家们对钱锺书的评价，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据我所知，胡适、张申府、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等人都曾对钱锺书有过高度评价。我想，假如钱锺书仅仅是个学问家，毫无思想，这几位富有思想的人物还不至于那样不开眼吧！而且，我们得承认，大学者具有高度发达的理性，对自己也具有相当的自知力。这就启发我们去追问：钱锺书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是学者？他为什么只承认自己是通人？这样一位“通人”，何以独对《管锥编》这样一部“缺少分析、论证过程”的“读书心得”那么得意？据我所知，在知名思想家中，只有李泽厚把钱锺书看作学问家而非思想家。自然，仅仅“博学”电脑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对人来说，充其量，是个优秀资料员，而荟萃着俞平伯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所居然上来便以钱某为一级研究员，也就很奇怪了。 实则，《管锥编》就是一部观念史著作，主要是谈思想，谈观念；考据呢，也属于所谓“思想考据”、“知识考古”。这部书的英文译名，就是“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钱先生读书作过几大麻袋笔记，但那是“入”而非“出”，正如马克思写《资本论》，以历史的资料入，以逻辑的形式出。“出”之以“逻辑的形式”，也就有了“分析论证”。所以，指责钱先生缺乏分析论证，没有思想等等，均可谓未思不察。
人们之所以觉得钱锺书只是学问家、还够不上思想家的原因，不外乎是受到了钱著“密密麻麻的注释”的阻碍：看到满纸云烟般的书名人名引文，甚至很少有自己的话，就本能地觉得，这里除了学问，实在没有什么。老实说，我粗读《管锥编》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我当初甚至感觉，简直不知道钱锺书在说什么，想说什么。后来，再仔细阅读，便觉得有点意思了！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个人对我讲过。今天，再回头看这种体验，不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
实则，钱锺书始终对哲学抱着浓厚兴趣。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实为大宗。 上清华时，他交往最多的老师，大概就是张申府。有一次，张申府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有三种形态，即：有灵论、机械论、辩证论，而法国思想家孔德所说的神学、元学(形而上学)、实证（或科学）三形态，张申府认为是不对的。当时，钱锺书告诉张，在英国科学家甄思的一篇以宇宙数学为题的演讲里，已经有与张几乎完全相同的主张。钱锺书在张申府主办的《大公报·世界思潮》上面还发表过六篇文章，都属于思想史的范围。其中《休谟的哲学》与《大卫·休谟》讨论了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思想，《作者五人》分析了英国新实在论者摩尔、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莱以及罗素和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斯、批判实在论者桑塔亚那的文章特色，《旁观者》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历史观。
特别是后一篇文章，给人的感慨真是良深。这篇文章本是对西班牙当代哲学家加赛德所著《现代论衡》一书的评论。对加赛德这个人，我本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只是到了一九九三年，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读到何兆武先生对此人的长篇分析介绍，才对他有所知道。我没有仔细考察，不知道除了钱、何之外，是否还有中国学者论述过加赛德其人，而钱、何的文章，在时间上却恰好相距了六十年一甲子。何先生作文的时候，加赛德已经去世许多年了，早已地位稳固，成为思想大师，而钱先生作文的时候，加赛德却正在著述之年。两相对照，岂不使人生感！我曾经把这种感慨对何先生提起，他也对钱先生在三十年代就论述过加赛德深表惊讶。这就可见钱锺书对哲学的笃嗜精通了！然而，钱锺书阅读过的哲学家，又何止一个加赛德。
我不想引证《管锥编》中对中外哲学的评述分析，也不想提及该书包含的哲学内容，只想指出，一九四七年钱锺书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评论，其中辨析了英文的“存在主义”一词，并说他有一部雅斯贝尔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生存哲学》，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卡缪的《希齐夫对话》要早四五年，“近来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著作有了英译本，这派哲学在英美似乎也开始流行。”读了写于一九四七年的这段话，我们这些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了一点存在主义概念的人，又作何感想呢？于此也就可见钱锺书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关注之早、所知之深了！ 到六十年代初，金岳霖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实在主义的文章，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只有钱锺书作了口头上的反对。对此，金岳霖先生深感欣慰，说是“要谢谢他”。
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举出许多，只是想说明：钱锺书绝对不是没有思想，不过他是有学问的思想家，而且学问太大，主攻又不在哲学，这就难免会使得一些对他不够了了的人误以为，他仅仅是一位学问家。 说《管锥编》是读书心得，有材料有结论，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我都没有异议，但要说《管锥编》只是“素材积累”，缺乏“分析、论证过程”，我就不敢苟同了。所谓“分析、论证”，是与上举“体系”观念相联的，实际上是指逻辑推导。“体系”针对结构而言，“分析、论证”针对方法而言。钱锺书既然不采取黑格尔式“体系”化的著作结构，就必然不会采用“分析、论证”的逻辑推导方法。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现象学的显现”，即在材料的排比中显现出结论。例如，羊是白的，逻辑推导的方法是：因为甲羊是白的，所以乙羊以至N羊都是白的，所以羊是白的。现象学的方法则是：把一群羊摆在那儿，于是羊是否是白的，不言自明。至于是否有黑羊黄羊，也只能在显现中去自明。所以，《管锥编》不是没有分析论证，而是没有黑格尔那种样式的分析论证；黑格尔那种样式的分析论证，被钱锺书超越了！
另外，我想指出，“注释”也是一种创造性工作，不能说“注释”就可以不要思想，不需要创造。“素材积累”而经过了“加工选择”，也就包含了创造的过程。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管锥编》中包含着许多创见。所以，认为《管锥编》只是“注释”，只是素材，没有思想原创性，等等，实在是只看到了《管锥编》的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到该书的深处。
◇李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