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钱锺书没有开创新的学术范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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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寅还认为，大师必须“开一代风气、创立一种规范”，重要的是“对学科、对部门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而钱锺书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钱的“学术纯然是自愉性的”，“看不出对当代学术的介入，对学科建设的关注”。钱锺书“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
   
    　　这里的基本前提是：“自愉性”与“学术范式”对立，与“对当代学术的介入”、“对学科建设的关注”对立；“新的学术范式”与“中国传统的学术范式”对立。 这个前提毫无逻辑根据。“自愉”与“规范”，“新范式”与“旧传统”，并不必然对立，而往往相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开风气不为师，都表达了“自愉”和“规范”的辩证关系。而所谓“文艺复兴”，“旧瓶装新酒”，则说明新旧之间可以良性互动。
   
    　　“自愉”者并非不可成为“规范”者，而能否成为，往往不决定于“自愉”者，而决定于接受者。这就仿佛某种工艺品，原本是做着玩玩“自愉”的，偏偏风靡天下，成为俏货。而一旦成为俏货，亦即成为“规范”，亦即“介入”。相反，拼命想做学术领袖的人，大家不卖账，也没办法。故古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钱锺书有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不取决于钱的主观，而取决于其著作与当代学术能否契合。照钱的主观，绝对不愿自己的著作成为“范式”，因为“范式”意味着僵化和死亡，而他要使著作永远流动、新鲜，则宁愿采取反“范式”的著述形式。许多人不知就里，张嘴便贬钱没有“体系”，却不知道他是故意这样做。而作为客观，又有许多人偏要把他作为“范式”，所谓“钱学”能够有此一说、一些教师以其著作教授学生，均其表现。某些博士生不是也指责“以钱为中国文化代表，乃无能表现”吗？但这绝不是钱先生“本来面目”的范式，而是编织范式者所理解的钱之范式，所谓“犹昔人、非昔人也”。
   
    　　至于说钱锺书的学问和态度都依旧“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那更是对钱锺书的误读误解，浅读浅解。老实说，晚清以来，中国学者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固守“传统的学术方式”了。而五四后的学者，要想固守“传统的学术方式”，就更不可能。而对于生长在五四之后、受过西洋正规教育的钱锺书来说，不但不可能固守“传统的学术方式”，而且在思想上早就有超越“传统学术方式”的自觉。这一点，不仅有他的自述足资证明，而且更有他充满洋文的著作足资佐证。
   
    　　例如，一九四一年春，钱锺书为《燕谋诗稿》作长序，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其一贯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超越古今中西的综合人性一元文化史观，体现了他从大学时代直到晚年贯穿始终的“一贯之道”，而《管锥编》就是这种文化理念的实践产品。蒋寅也说过，《管锥编》“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然而，在“征引”“西洋原典”的过程中不受“西洋原典”的任何影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我想，但凡对钱锺书的生平学术略有所知，绝不会认为他只是乾嘉学者的现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