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围城》热中忆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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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长篇小说《围城》的再版，十集电视剧《围城》的拍摄、播映以及获得“飞天奖”等一系列活动，前几年掀起的“围城”热，在不断加温以至白热化。有人问我：“听说《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曾是暨南教授，逸史不可不有所记述呀!”是的，钱先生应该写。但对于钱先生这样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以我之秃笔是难于描绘其万一的。要么，只能根据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和老校友的忆述，谈谈钱公当年在暨南的二三事吧。
    在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时，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又经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进修的钱钟书先生，偕其同窗好友、新婚夫人杨绛女士联抉返回苦难的祖国。因其两家都在上海避难，他们先在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住了一段时间，过着艰难、忧思的生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辗转来到大后方，在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任教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他再度来到上海，应聘为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讲《欧美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等课程。
    钱先生上第一堂课时，文学院院长刘大杰先生亲自陪同到课室，向学生介绍说：“我给你们请到了这样一位先生，你们真幸运！”当时，钱先生身穿一套紫红色西服，戴着度数不低的近视眼镜，表情颇严肃。等到他开口讲课时，清脆流利的英语，邃密幽默的谈吐，立刻把学生吸引住了。以后，每堂课都是丰富多彩，像在学生面前摆满了山珍海味；使学生如饥似渴地尽情汲取。
    在课堂以外，学生又为钱先生的作品吸引，其中有194l和1946年先后出版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这是“剖析知识社会的病态，抨击知识阶层人格的虚弱”的力作深受学生欢迎。继而又有于抗战后期写成的长篇小说《围城》，先在刊物上连载，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当时，暨大同学很庆幸，成了《围城》的第一批读者。有同学请问此书的背景，钱先生正色回答；“不好讲。”但又暗示地说：“你可看看所谓训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啰！”按《围城》中描绘三闾大学推行教育部什么《导师规程草略》，里头有一条“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负责。”先生借书中人物方鸿渐之口说：“好家伙，我在榴包听见的纳粹党教育制度也没有达样厉害，这算是牛津剑桥的导师制么？”还说：“你这位政治家真是独裁作风，谁做你的太太，做梦也不能自由。你要派特务工作人员去侦察她的潜意识。”毋庸讳言，这笔锋是宣指法西斯统治者的。因此，这部《围城》被人们誉为“最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确是当之无愧的。
    之后于1948年钱先生又将课余累积的作品《谈艺录》出版了。这部札记式的文学批评论文集；论析了唐代以”来诗文诗话，显示了他学贯中西，独到精辟的见解。同学们在听课时觉得《文学批评》是没有讲稿的；钱先生嘴里滔滔不绝地讲，手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有时写几行字，同学们拼命地记，犹恐有遗漏。规在有了《谈艺录》那就全面、准确多了，都视为珍贵财富而接受下来。
    1949年暨大停办了。钱先生转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教。以后长期在先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后还兼副院长。
    钱先生当年在暨大的学生；现在也都是年过花甲的了。上海师院的林子清教授曾深情地表示：钱先生等名师，始终是他“心目中的明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校友在《怀念母校》一文中写道：“就我个人来说，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出于青年的求知欲，我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去听那些我感兴趣的课。 (例如已故的郑振铎先生，现在还健在的周谷城、钱钟书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课。)受益匪浅。”这正可以说明钱先生在学生中是有很高声望的。
    钱先生任职京华，在1958年撰成的《宋诗选注》出版之后几乎沉寂20年，1979年又出版了四卷巨著《管椎篇》。此书评骘了《周易》、《毛诗》、《左传》、《史记》等10部古代名著，充分显示了他学识之博大精深及其潜心著述的苦心孤诣。然而他在长期以来却很少去社会上公开露面，也极不愿“宣传”自己。连199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的80华诞祝寿时，也被力辞；《围城》电视剧组给他奉上1万元原作稿酬，也拒不接受；国外邀请均一律谢绝；他和夫人在北京过着隐居的书斋生活。
    “大隐京华岂易藏”，他的《谈艺录》和《管椎篇》等著作已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成了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一门研究钱氏之学的“钱学”正方兴未艾。暨南园里也不乏“钱学”的研究者，例如饶凡子教授指导的硕士论文也有几篇与“钱学”有关。钱氏虽然不再在暨南任教，但是“钱学”仍然没有离开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