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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敢于犯颜直谏的名臣魏征,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魏征反对，他认为治国不能单靠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魏征反对法家的那种严刑峻法的办法，并不认为可以无法，而主张正确的运用法律。怎么样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呢？他认为是“公之于法”，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大家要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制定了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决不可因为自己是皇帝，就随意改动法律，在法外加“法”，用个人的意愿来代替法律。
唐太宗感情容易激动，常因为个人的喜怒面滥行赏罚，他知道自己这种一时的感情冲动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提醒大臣们经常不断给他提出。有一次他任命瀛州刺史卢祖尚改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接受任命，后来又反悔了，借口自己身体不适，不愿远去交州。唐太宗派人去劝说，他仍然不愿意去。唐太宗当面动员，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认为他太不识抬举，一怒之下，让人当场就把他杀了。唐太宗过后也很后悔，认为没有按法律办事，处理过分了。有一次他和大臣们在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时，魏征借议论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很残暴，但和人讨论问题时，如果自知理亏，也还能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也是高洋的长处。”唐太宗也借机自悔说：“卢祖尚坚决不服从派遣固然不对，但也构不成死罪，我一时怒而杀了他，看来连高洋都不如了。”
在执法的时候，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魏征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处罚的时候，要不怕亲贵。要以公平为规矩，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贞观初，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还赃款解除职务的处分。他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老部下，就向唐太宗求情，希望原谅他。唐太宗派人告诉他：你是我的老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的原因。我送给你一百匹绢，继续作你的刺史，以后注意不要再贪污了。唐太宗为了照顾自己的老部下，就不顾达律而徇私情了。这显然不利于执行国家的法律。魏征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上书反对说：“因为庞相寿是你的老部下，就不追究他的贪污枉法，而且还加以厚赏，留任原来的官。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贪污的不对。你过去为秦王时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以此来贪赃枉法，这样就会使廉洁的官害怕，影响不好。”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对庞相寿的处理。魏征还曾用“能为国家守法”六个字，表彰能为国家公正执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时揭露了皇亲国戚违法乱纪的事，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魏征对执法者，要求他们要按实情来审理案件，反对严刑拷掠，旁求罪证，任意牵连别人。贞观七年(633年)魏征任侍中时，尚书省积压了一批久未解决的案件，因为办案的人员意见不一，一直未能处理。唐太宗认为魏征办事一直公平，所以就让他去解决。魏征虽然并不熟习法律，但他能从案情的事实出发，有事实根据的就定案处理，事实不足的就不予以追究，加以结案释放。因为他从事实出发，处理得当，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劳累成积 与世长辞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得了重病。当时魏征家里没有正厅，唐太宗怕魏征死后发丧不体面，就停止了自己正在修建的一座便殿，把建筑材料拨给魏征，用五天的工夫就给魏征修起了正厅。唐太宗还根据魏征喜好素雅的习惯，给他送去了白色的被褥。魏征的病越来越重了，唐太宗不断地给他送药品和食物，并派专人到他家守护，随时把病情报告唐太宗。
唐太宗还亲自二次到魏征家探望。第一次，让左右的人都避开，两人单独谈了很久。第二次还带了太子和衡山公主，魏征勉强在床上披着朝服，拖着身子拜见了唐太宗。唐太宗悲伤地安慰他好好养病，流着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意思就是我不发愁别的小事，只担忧国家的兴亡。唐太宗带着衡山公主，是准备把她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这时唐太宗对魏征说：“你再勉强看一眼你的新儿媳吧！”可是，魏征这时已经没有答谢之力了。
当天夜里，唐太宗梦见了魏征，神色和平时一样。可是第二天早晨，魏征就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四岁。唐太宗又亲自到魏征家里吊唁，哭得非常悲伤。他还为了表示哀恸，停止上朝五天，让太子在西华堂举哀，并命令文武百官都去参加魏征的丧仪。还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的仪仗队，陪葬在昭陵。
临发丧时，魏征的妻子裴氏上书唐太宗：“魏征生前素来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葬他，仪仗这么隆重，恐怕不合他的心意。”于是改用白木制的车子和白布缝的车帷来送葬。魏征出殡时，唐太宗让晋王去主祭，他自己还亲自书写了碑文，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魏征的灵柩西去，哭得极为哀痛。
魏征去逝后，从他家里找到一份写了一半的奏稿，这也可以说得魏征的一份遗嘱。里边认得清的话有：“天下的人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全；任用恶人，国家就要衰亡。对自己喜欢的人，要了解他的缺点；对自己讨厌的人，也要了解他的优点。要毫不迟疑地去掉恶人，也要毫不猜忌地任用善人，这样国家就可以兴盛了。”唐太宗看了，很受感动。他对大臣们说：“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你们要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记事板上，发现我在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向我进谏。”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照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魏征的死使他失去了一面镜子。他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征看做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所以他认为魏征的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唐太宗对魏征的这一评价，应当说是相当正确和公正的了。
魏征死后，唐太宗给了他那么高的待遇，还在凌烟阁让入画了魏征等二十四个功臣的肖像，他亲自作像赞，不时去看像赋诗，悼痛不已。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种隆誉，遭到了一些人的妒忌，他们就制造各种流言飞语，贬低魏征，挑拨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杜正伦和侯君集，魏征曾向唐太宗推荐，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而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征死后，他们俩人都因牵连到太子承乾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这时有人借机攻击，说魏征推荐他们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才，而是因为魏征和他们结为同党，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
又有人攻击魏征说，他谏诤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抄录下来，交给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为了自己录之国史，名扬千载，而却宣扬了君主的错误。这与同时的重臣戴胄奏完之后，即毁掉底本，进行保密的作法不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唐太宗听了，更加不高兴。唐太宗不但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征写的碑文，而且还停止了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为妻的允诺，表示了对魏征的不满。魏征的家族也自此开始衰败下来。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丽。高丽和袜褐联军猛攻辽东安市城(今辽宁盖平县东北)东南的驻跸山，由于李勋等大将率军力战，才没有被攻破。后来，天气冷了，粮食也供应不上，唐太宗被迫率军撤回。唐太宗在班师回来的路上，很后悔这一次军事行动，这时他想起了魏征，就对大家说：“魏征如果还活着，他是不会同意我的这次行动的。”他派人把魏征的家属叫来，问了他家的情况，慰问赏赐了魏征的妻子，并以少宰的礼祭了魏征的坟墓，重新立起推倒的墓碑，恢复了他的声誉和待遇。不过那位答应嫁给魏征儿子的衡山公主，这时已经另嫁他人，无法再改正过来，把她嫁给魏征家了。魏征死后的这一反复，说明在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即使是象唐太宗与魏征这样合作共事了十七年，彼此已经够了解的了，但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死后仍然出现了波折。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曲折和多变。
魏征是以刚直不阿、勇于犯颜进谏而著名的大臣。他与唐太宗君臣之间虽然也产生过误会和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合作得比较好的典型。魏征作为封建社会的名臣，一直受到封建政治家的称赞，把他的思想和行为，作为封建政治家的某种典型和规范，历代都称赞不已。魏征确实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封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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