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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敢于犯颜直谏的名臣魏征,
魏征强调要“静”而反对“动”，目的是帮助唐太宗巩固已经取得的天下。他认为：“静徭役就少，百姓耕作的时间就多，富裕得就快，富裕了就不会起来造反，君臣就可以长保富贵了。”“动”的统治只看到了眼前的享受，而“静”的统治却想到了长久的统治，可见魏征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的眼光要看得远多了。
魏征称唐太宗是一个“很注意研究古今的历史，从中找出治理天下经验”的皇帝。由于唐太宗是一位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皇帝，所以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魏征也以总结历史教训为目的，特别是总结隋亡的教训为出发点，参加进行了一些史学的编纂工作。
唐朝从李渊开始，就很注意前朝历史的编纂。早在武德四年(621年)，当全国的统一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的时候，李渊就接受了令狐德蔡的建议，下诏撰修梁、陈、齐、周、隋、魏六朝的历史，但因当时修史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未能在武德年间完成。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三年重新对修史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除《魏书》不再复修外，唐太宗命礼部侍郎令狐德菜和秘书郎岑文本修《周书》，中书舍人李百药修《北齐书》，著作郎姚思廉修《梁书》和《陈书》，秘书监魏征修《隋书》。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吏，但因房玄龄是宰相，事情较多，没有工夫过问修史的事，所以唐太宗后来又任命魏征为实际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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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在主修《隋书》前，已有王劭写的《隋史》十八卷和王胃的《大业起居注》，但是王劭的书比较散乱，没有一定的体例，而王胃的起居注又在隋末战乱散失很多，不很完整，．所以可供魏征参考使用的资料并不多。为了弥补这个不足，魏征就利用当时还有很多隋朝遗老存在的有利条件，亲自去访问和收集。如孙思邈对以往的历史很了解，对很多事记忆得清楚，魏征就几次访问他，得到了不少可贵的材料。他还很重视私人家传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从中也补充了官撰史书的不足。
《隋书》的纪、传都是由当时的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起草的，这两个人都很有学问，对历史也有研究，所以写得都很有水平。再经过魏征的修改审定，力求达到简明和正确。经过这三位高手的撰修审定，《隋书》五十五卷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好的一部断代史。《隋书》中的序、论，齐、梁、陈书中的总论，都是魏征亲自撰写的。它们都是总结和评论历史得失的短论，集中反映了魏征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进步历史观，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代王朝特别是隋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论著。
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五部史书同时修成，由房玄龄和魏征共同署名，进呈给唐太宗。唐太宗对他们能在六、七年的时间，完成五个朝代历史的编纂工作，十分满意，并各有嘉奖。魏征以总监之功，赏赐特别丰厚，加封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还赐物二千段，
魏征撰修的《隋书》中只有纪和传，而没有志。后来长孙无忌等又奉命补写了十志，共三十卷，收入《隋书》中，补了这一缺陷。
诤诤铁骨 砥柱中流
唐太宗是一个比较能听臣下意见的封建帝王，所以在贞观年问，君臣共商国事，互相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政治比较开明，谏诤的风气盛行。其中敢于据理力谏，直言不留情面的，首推魏征了。
魏征本来并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还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征有胆有识，敢于直言唐太宗的过错，匡正他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计较个人的安危，所以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他的正直，对唐太宗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威力。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可是迟迟没有动身，这时魏征正扫墓归来，听到这件事，就去问唐太宗为什么又不去了。唐太宗说：“的确有过游南山的打算，因为怕你说不是，所以又决定不去了。”
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十七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有二百多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个方面。魏征的谏诤一都能得到了唐太宗的鼓励和支持，所以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唐太宗将魏征的谏诤，比做一面镜子，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魏征前后共提的二百多项建议，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是很难做到的。”
谏诤的前提是皇帝能够听得进意见，所以当唐太宗有一次问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的时候，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阐述。魏征认为，任何个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性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为“皇帝身居深宫，对民间的事不能亲自看到，他必须通过大臣，才能了解到下情”，所以他要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不会与外界隔绝。对此，唐太宗也是同意的，他认为当皇帝，“要管的事情很多，如果一人独断，不去听取臣下的意见，是不可能处理好的。”唐太宗并不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不会犯错误，他一再向大臣们声明：“皇帝有了过失，大臣们要指出来”，这种看法对一个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正是唐初形成谏诤局面的前提。一般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强调君尊臣卑，一切由君主说了算，臣子即使看出了错误，也不能反对。魏征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君臣要同心同德，才能治理好国家。君主再圣明，如果没有大臣的齐心协助，也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唐太宗对此也是赞成的，他一再强调：“我与各位大臣，共同治理百姓。”所以他要求大臣们，“支持皇帝正确的东西，帮助皇帝改正错误的东西，这才是君臣共同治理百姓。”正是在唐太宗的倡导下，魏征才能作到犯颜直谏，也才能出现唐初那种君臣同舟共济，兼听纳谏，广开言路的政治局面。
唐太宗虽然欢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征反对他的意见时，并不一定总是愉快地接受的。唐朝规定十八岁的男子开始服兵役，为了多征兵，有一次唐太宗决定十六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当时皇帝的命令要大臣会签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作法违反了唐朝的制度，几次都拒绝签字。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为什么不签字，魏征回答说：“竭泽而鱼，并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扑不到鱼了。焚林猎兽，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人也拉来当兵呢？”魏征认为，明明规定十八岁服兵役，现在把十六岁也征来，这就失信于天下了。唐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的事？”魏征举了一系列例子，说明唐太宗已经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最后在魏征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能征不足年龄的兵的情况下，才同意取消了这个命令。他对魏征说：“我原来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恨恨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影响也渐渐淡薄了，所以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对大臣们的意见不那么听得进去了。这时魏征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后来，唐太宗更加奢纵，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魏征认为，贞观初年，唐太宗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大兴土木，关心百姓的疾苦，而现在却四处访寻珠宝，放纵嗜欲，追求享乐，还说：“不动用民力，容易养成百姓骄惰，让他们多服些劳役，才容易听使唤”；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够近君子，远小人，渴求人才，现在却只在表面上恭敬君子，对小人却亲热起来，听信小人的话，随便怀疑和斥退君子；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孜孜不倦地与大臣讨论治国之道，虚心纳谏，下情上达，知道百姓的情况，现在却自负功大，骄傲自满，·不愿再听下边的奏事，不再鼓励大臣们谏诤，而热衷于打猎游乐，故意兴师动众，向四夷问罪，夸耀自己的武功。现在各地发生了旱灾，坏人也在蠢蠢欲动，如果不知错而改正，后果不堪设想。魏征对唐太宗的这一警告是既及时而又尖锐的，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他把魏征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但是，这时的唐太宗已经功大而年老，他虽然赞扬和接受了魏征的忠告，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远远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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