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生于公元580年，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他先是太子李建成的下属，任太子洗马一职；而李建成与其弟李世民又是死对头，魏徵还多次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如何铲除李世民。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也擒拿了魏徵。李世民审问魏徵：“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徵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魏徵虽如此顶撞，但李世民觉得他是个人才，不仅没有杀他，还拜他为谏议大夫，专门给自己提意见。而魏徵，也老实不客气，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专挑已当了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毛病。
光从上面的叙述，就已感到这两位仁兄的可敬可爱了，唐太宗也真的是一位虚心的君主，他曾问魏徵：”做皇帝怎样才能明辨是非？“魏徵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真是一语中的，言简而意赅。魏徵不管那么多，只要看到唐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即直言诤谏，有时遇到唐太宗大发脾气，他也神色不变，唐太宗只好收敛怒气。如此一来，唐太宗真的怕了魏徵了。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到终南山游玩，行装都已整治好，但后来怕魏徵批评自己劳民伤财，因此没有去。唐太宗曾得到一只极好的鹞鹰，自己就把它架在臂上,正好望见魏徵来了，连忙把鹞鹰藏在怀里。谁知魏徵向他汇报的事情特别多，时间长了，那只鹞鹰竟闷死在怀里。当然，对魏徵的犯颜直谏，唐太宗有时也实在受不了。有一次，他退朝回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消。他后来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徵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
后来，唐太宗的生活逐渐奢靡，魏徵很以为忧，几次上疏进谏，其中有一篇《谏太宗十思疏》的，最是有名。此疏告诫唐太宗，要从十个方面反思和约束自己，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做到这些，国家才能“垂拱而治”。 魏徵在职期间，据统计先后陈事凡二百余次。公元643年，魏徵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失一镜矣！”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国泰民安，史称“贞观之治”，这全仗有一位敢于直谏的魏徵，还有一位虚心纳谏的皇帝。由于在高中新教材中，选有《谏太宗十思疏》一文，我在教学之余，又常常引发出一些可能不必要的联想。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但是，在过去的年代，这一优良作风也未能发扬光大，尤其在上层领导人之中。虽有敢于直谏的“魏徵”，却无虚心纳谏的“太宗”，以至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同虚设。其后，但见“最高指示”纷纷而下，并无一封谏疏敢于呈上，于是，招致了“十年浩劫”，一场恶梦。
在今天，依然很遗憾，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各级领导人的各项指示和教导，却难以看到一篇劝谏或批评上司的文章。如果“上司”都是正派优良的分子，无事可谏无过可批，那也罢了，但偏偏许多“上司”，正是表面道貌岸然而暗地里男盗女娼之辈，如成克杰，如胡长青，如慕绥新等。这些人的变质，决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若干年，他们的下属难道会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干预、不揭发、不挽救，因为他们很明白，批评上司，等于自己打破自己的饭碗，自己砸烂自己的乌纱。只要不同流合污，等到上司东窗事发下台时，自己或许还有机遇呢。
于是，在今天，无论在机关，在企业，在农村，在学校，既看不到“民主生活会”这一形式，也消失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传统，在“某某负责制”的堂皇的口号下，某些厂长、经理、总裁等敢于随意调用几百万、几千万元到澳门豪赌，敢于并不很高明地贪污受贿，甚至敢于明目张胆地包养情妇，却不见有谁敢去“谏”他一“疏”，于是，久而久之，他们已经目无法纪，还洋洋得意。报上披露的大小贪官，一般是自我暴露，或他人检举，鲜有下属揭发的。作为下属者，其实是心照不宣，都在目送着他们的上司走向坟墓！
位高权重者应该明白，身边没有“魏徵”，自己如同站在悬崖上，其实十分危险。你的下属对你处处逢迎，难道不是正在害你吗？
提起魏徵，其实还有许多话可以说的……
(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