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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敢于犯颜直谏的名臣魏征,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先发制人，杀死了李建成和支持他的弟弟李元吉，李世民取得了太子的地位。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马上召见他，并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这对魏征来说，是生与死的关头，回答不善，马上就可能被杀头。魏征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很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小白(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见魏征回答的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就谅解了他。不但没有处置魏征，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这样，魏征由李建成的亲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谏议大夫 君臣一体
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就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一个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
这时，李建成虽然被杀，但他和李元吉在各地的追随者，由于李世民采取了镇压的办法，所以人人自危，都在伺机反叛。魏征向唐太宗建议：“要不计旧仇，对他们处以公心，否则祸根就消除不掉。”唐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有道理，就下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过去的事。李建成在河北一带的部下，魏征都比较熟悉，唐太宗就派他为特使，去河北一带安抚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
魏征在出发时，唐太宗授命他可以遇问题酌情处理的权利。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遇到了两辆去长安的囚车，车中锁着李建成的护卫将军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他们两人都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从长安逃到了河北，被逮捕送到长安治罪的。魏征看到这种情景，就同他的副使李相客商量说：“我们动身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了诏令，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了。现在又把李志安和李思行押送长安治罪，其他人谁还再相信皇帝的诏令，而不增加疑虑呢？这样，我们虽然去安抚，人家也一定不会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把他们俩放了，不再问罪，那么在朝廷宽大政策的感召之下，其他人也就会归降了。古的时候，大夫出使，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我们走的时候，皇帝给了我们便宜行事的权利，皇帝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也应该以国士的行动报答皇帝。”李相客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立即下令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唐太宗认为他们做得很对。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魏征圆满地完成了安抚河北的任务，因而更加得到了唐太宗的器重。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自己支持温彦博的意见不当，就自我批评说：“你说得对，我作错了!”魏征乘机继续发表意见说：“我希望你让我作一个良臣，不要让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么区别呢？”魏征回答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灭，只是得到了一个空名。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的这番话，从政治上与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他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绢五百匹。
以史为镜 编纂史学
李世民当皇帝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十分残破的国家。怎么样治理并振兴这个国家，唐太宗心里也无数。他召集大臣们在一起围绕着自古以来政治得失的问题，特别是隋炀帝为什么失国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魏征对大乱之后治理好国家，信心百倍。他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了的人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唐太宗认为：“善人治理国家也要经过百把年的工夫呢!”魏征不同意，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必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成绩都太晚了。”当时的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在吹牛，唱高调，劝唐太宗不要听他的话。封德彝认为，“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秦朝想用严刑峻法，汉朝又用霸道，想把人心教化过来，都没有成功。魏征想用这些书生气十足的话，就把国家治理好，听他的必然败乱国家。”魏征针锋相对地质问封德彝：“如果说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那么今天的人都变成鬼了，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魏征认为：“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治理国家，而不是人民能否治理和教化。”
魏征认为，隋朝所以很快灭亡，是因为它扰民太多，唐初虽然不如隋朝富裕，但社会却很安定，就是尽量少扰民的结果。他认为，隋亡的最根本教训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难又要他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是由这里开始的。魏征劝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百姓要尽量使之“静”下来。
怎么样变隋末的“动”为唐初的“静”呢？魏征从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唐太宗进行了整顿和治理。
第一，不为了皇帝个人的享受，而滥用人力和财力。隋末在很短的时间内，凿运河，修东都，筑长城，大量征用民力，因而给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唐太宗为了避免大量动用民力，竭力不动或少动工程。贞观四年(630年)，为了减轻物资运往长安的费用；决定在洛阳修建宫室，以便皇帝定期去居住。这时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反对修洛阳宫，认为这是劳民的事。李世民看了很不满意，说难道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他才满意吗!魏征赶紧上书为皇甫德参解释说：“他的上书言辞过激了一些，但不激烈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太激烈又近于诽谤。”唐太宗虽然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可对皇甫德参，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后来陕西、河南一带因为大雨，淹了很多人家，这时唐太宗又要在洛阳修建飞山宫。魏征上书反对说：“隋朝所以败亡，就是因为皇帝为了个人的享乐，役使天下的百姓为其修建宫观台榭，使得大家无法活下去，才都起来反对他。现在有的宫观台榭，已经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的灭亡，还应当把大的宫殿毁掉，住在小的宫殿里，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舍不得毁掉，就住在现有的宫殿里，不再修建新的宫殿，这是次一等的办法。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满足旧的宫殿，又扩建新的宫殿，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是最下等的办法。”魏征警告唐太宗，如果大修宫殿，役使百姓，就可能造成隋末那样的大乱。唐太宗听了，就停止了洛阳宫的修建，把备用的材料送到遭水灾的地方，帮助农民修了住房。
第二，皇帝不要到处去游幸，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隋炀帝是一个好到各地去巡游的皇帝，他每去一地，大批的官员和随从，都给沿途的百姓带来灾害。唐太宗当皇帝后，只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活动。有一次在去洛阳途中，住在显仁宫(今河南宜阳县)，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就劝唐太宗说：“隋炀帝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受，到处让臣民献美食，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现在因为下面供应得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皇帝，求得皇帝的满意。那样下去，奢侈一万倍，也没有满足的时候。隋末的大乱就又该出现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意见，比较注意节制奢侈浪费。后来，生产恢复了，经济形势好转，这时有的大臣就认为天下太平，鼓励唐太宗去封告泰山。魏征反对说：“皇帝的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到的益处还不多；现在天下虽已太平，但财力还不十分充裕。隋末的战乱还只过去十年，国家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禅，说自己的功业成就，还为时太早。这个时候去进行封禅大典，必然耗费很大，赏赐很多，就是免去人民的租税，也减不轻人民的痛苦。去图虚名，而受实害，封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觉得有道理，就决定不去封禅了。
第三，慎重处理对外关系，不轻易用兵。隋炀帝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动。这个教训对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贞观初年，外有强敌，内部又很困难，如果在对外关系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已经十分衰败的经济，遭受更大的破坏。所以贞观初年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魏征等人一直坚持的原则是，务求内部安定，而不去扩展领土，只要中国强大了，与周围的各种势力就能处理好关系。所以对周围各族的求婚，大多满足其要求，提倡互相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处理互相之间的矛盾，不轻易动用武力。当唐太宗派出去西突厥立乙毗沙钵罗为可汗的使者还未还，就又派出了进行马匹交易的使者时，魏征就认为这有点薄义重利，好象唐朝把市马看得比立可汗还重要，即使能得到马，也已经失去了义。他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定要讲德、讲义，不要求利，更不要用武力去压人。唐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见，马上追回了市马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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