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与一个朋友、也是钱钟书先生的崇拜者聊天。说着说着，就 说到钱钟书先生。我说，我要写篇文章，题目是《不学钱钟书》。他顿 时瞪圆了眼盯着我，半晌冒出一句：“为什么？”我说：“学不了。” 朋友紧张的神经立即松弛下来，笑着说：“原来是这样。”但他还是误 会了，以为我开了个玩笑，其实我是认真的。 ［文中“朋友”大概就是我，不过当时情形与描写不符， “瞪圆了眼”以及下文“惊慌”云云，属于不实之词， 特此抗议。:-)——古 鲁注］ 说起这个想法，起因于这些年看过太多谈论钱先生学问如何精深、 又如何淡泊名利的文章，但太少看到对钱先生著作的具体解读。因此无 从真切感知钱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套用钱先生本人 的话说，就是谈“鸡”的太多，而谈那个“鸡”下的“蛋”的人太少。 造成这种情形，除了现代传媒的炒作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人们确有 自知之明，太容易被高山仰止的情绪所控制，不敢对钱先生的作品进行 具体的评介，哪怕是说好话，也怕说不到点子上，不但担心让旁人笑话， 更怕被钱先生笑话。 我不怀疑钱先生的学问，更不怀疑钱先生的“淡泊名利”的人格。 钱先生的人品要比他的学问容易感知得多；而一个学者若在学术上没有 突出建树，即使像钱先生那样“淡泊名利”，又会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如 何“淡泊名利”？这就像没有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成果，陈景润对数学 再多十分热爱又能如何？就像岳飞没有大破朱仙镇等一系列战功，只有 匹夫之勇，再多十分报国的忠诚又能怎样？就像没有相对论的伟大贡献， 如何想象爱因斯坦当年对美国以麦卡锡为首的极右势力的抨击能产生什 么影响？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学术、军事或科学上对一个国家、 民族、人类作出卓越贡献，就不配谈论人格，就不配受到尊重。相反， 我欣赏荣格的理论——“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我还认为，那些为 人类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们的贡献本身对民族文化的“格”、对 人类的“格”更具有普遍的提升作用，这比他们的生活习性、处世方式 更值得重视。所以，若要对人类历史上作过卓越贡献的人表示尊敬，就 更该真切了解这种贡献本身对民族文化的“格”、对人类的“格”的提 升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能证明陈景润杰出的，不是那几麻袋的求爱信，而是他在理论数学 方面的成就；而能较好说明这种成就意义的，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 同理，奠定钱钟书先生“文化大师”地位的，是他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 成就，而不是脱离具体作品评介、因而有空洞之嫌的赞美文章。那么谁 能像徐迟先生那样较好说明陈景润的贡献，也很好地说明钱先生在中国 文化史上的贡献呢？ 到此可以对那个曾引起朋友惊慌的想法作点解释了：如果有人呼吁 研究钱钟书，我会立即表示赞同；如果有人号召学习钱钟书，那么我要 说，等有见识的学者具体而深入浅出地写出阐述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 献，我再学不迟，当然这并不妨碍我自愿去读钱先生的书，并吸收我能 理解的好东西。 在我看来，一味恭敬的文章并不比那几麻袋的求爱信能说明更多的 问题。● 赵 牧
（原载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