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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版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单元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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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浅谈意志力的培养

为人父母者,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呢?又有哪个孩子不想成功?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的,古今中外,只要成就事业的人,都具有相同的品质─坚强的意志力。

意志是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行动,进而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活动。

人的意志力是有差异的,意志坚强的人,可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奋发图强,意志薄弱的人,往往碰到困难就畏缩不前,最后一事无成。

相传,李白幼年时碰见一位老大娘在磨一根铁杆,说要把它磨成针,李白很受感动,于是改变了中途辍学的念头,并像这位老大娘要把铁杵磨成针那样地下苦功,终于成为著名诗人,被称为“诗仙”。这个故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成语“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来源,它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肯努力,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恒心”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意志力。

培养意志力,首先确定远大的志向。有了远大的志向,才会有正确的行动方向,在学习工作中才会有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向。

第二,要培养积极,愉快的情绪情感。积极乐观的情绪能促进人的意志活动,增强人的体力、精力,激励人去克服困难。

第三,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活动,培养自制力,约束自己的言行,努力克服妨碍实现预定目的的恐惧、懒惰、冲动等行为。

第四,锻炼意志应从小事入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坚强的意志是在日常坚持不懈的锻炼中逐步培养起来的。高尔基说得好:“哪怕是对自己一点小的克制,也会使人变得坚强起来。

第五,锻炼意志应持之以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良好的意志品质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养成的,须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在遇到困难时,要之难而进,坚持到底,才能获得成功。(朱光潜)(出处呢?)

3.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

   朱光潜老师84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读过这位名教授百万言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十分喜爱和朋友、学生谈心。他的这种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可惜,他的这种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真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闲谈。

  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课间休息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先生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常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受的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客观?……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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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60年代初,他仍在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也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大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用眼神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3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还住在燕东园,星散在花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似乎是一个个寂静筒,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记。我们提多少问题,他答多少,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地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他说得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每次走回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他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他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10年内乱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比如翻译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卓越贡献,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意志顽强地完成的。如果说,中国几亿人,在这场10年浩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我来说,一个难说很大但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我研究生期间记录杨晦老师、朱光潜老师辅导谈话的一册厚厚的笔记本被北大专案组作为“罪证”拿走丢失了。好在我的大脑活动正常,我常常在心里亲切地回想起朱先生当年所说的一切。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作为一位老师,他的说话语气再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20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现在,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着问我:“喝点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我们的谈话就常常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形影不离。他常开玩笑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禁止他抽烟、喝酒。我问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摇头。去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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