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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比较健全。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
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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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
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
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
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他聚敛的
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也死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
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完全是
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儿子
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
定了，他的儿孙们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
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
历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
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
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
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
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
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
“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
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
争”的最高爆发点。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
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
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
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
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
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
“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
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
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朝廷推荐
“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
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
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
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
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
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
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
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
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禺页］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
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
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
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
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黄宗羲、李［禺页］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
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
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
表罢了。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
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
《明实录》如实编定，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
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化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
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
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
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
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
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策划反
清。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
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
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
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
情啦，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琪是
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的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
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
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
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
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
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
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
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
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
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励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
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的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
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
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指外族，而且也仅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
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
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
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
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出现“虏”、“胡”之类
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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