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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
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
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
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
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
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
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
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
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
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
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
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
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伍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
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
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意些费脑
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
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
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
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
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
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节俭，哪怕差三
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
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
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
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烟，已足
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
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
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
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
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
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
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
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
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
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
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
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
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
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
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
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
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
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
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
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
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
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
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
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
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
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
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
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
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
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
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
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
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
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
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
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
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
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
十分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
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
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
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
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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