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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
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
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
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
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
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
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
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
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
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
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
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
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
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
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
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
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
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
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
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
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
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
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
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
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
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
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
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
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
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
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
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
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
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
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
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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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张拆去上
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覆说明，
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
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
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
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
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
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
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
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
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
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
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
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
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
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
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
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
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
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
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
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
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
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
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
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
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
“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在
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
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
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
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
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
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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