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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伊索寓言》——从钱钟书鲁迅往别处谈,
本人属于读书不多水平不高但想力求甚解者，钱钟书的著作除围城外也没有多少涉及，在这里谈钱钟书，提醒嘴大者当心跑了牙。
最近谈论钱鲁的话题很多，突出的特点是拿围城比阿Ｑ，对此本人总有异样之感。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围城出台的前因和它在钱著的地位。
钱先生，我们多是通过围城和他那著名的围城理论知晓的，其实他早在围城之前就已出名，他的成名和擅长并非文学创作，而是文艺批评！初时，钱先生在文艺界并不怎么受欢迎，这大家可想而知，搞文艺批评多是得罪人的行当，于是就有一部分人很是不服：你有本事自己也创作一本，后来讲这话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即使在今天对搞文艺批评的人也多不理解），于是钱钟书“愤”而写了一本，这就是围城。围城出版以后，得到了文艺界广泛的认可，由此可见这本书的功底。围城的本意是为文艺界而写，从根本上讲只是一部文字游戏，钱老先生也不认为是自己一生的菁华所在，既然钱先生的文章多是为文艺同行而写，所以即使真的“晦涩朦胧”也在清理之中，。拿它同阿Ｑ正传相比，就如同拿“横扫千军”同台儿庄战役相比一样。不过据说钱先生对中国古代宫廷文化，服饰等也有研究，想必也是博学之人，“钱学如日中天”自当有其一定道理。
鲁迅先生研究的是中国整个社会，他用自己的笔做枪同腐朽的势力进行战斗，西方人称两个半人真正搞懂中国，其中一人为鲁迅半人为毛泽东。我并不是讲钱钟书与鲁迅不可比或孰优孰劣，而是希望能有人把他们放在可比的领域－文艺批评－中去比较。
钱钟书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自当有其地位，鲁迅胡适确是不争的两座丰碑，虽然鲁迅确有被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拔高，而胡适也被党国捧过。对于柳闲云所言“鲁迅决不是被炒作出来的一朵奇葩，郭沫若之流才是”本人提点看法，郭老虽然在文艺思想方面逊于鲁胡，但他在考古历史方面的造诣又岂是鲁迅等可比。
写到这里本来应该煞尾，但我的本意还尚未表达。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中我独爱郁达夫！郁达夫的小说是腐朽中国的“一股清风”，尽管他没有什么惊世之作，也没有多么深刻的人物刻画，可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郁达夫把整个中国社会以及各个阶层的人活生生的剖开给你看，不带任何修饰！士大夫们颤抖了，能不颤抖吗，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灵魂是那么的肮脏和丑恶，自己维护的制度是那么的腐朽和虚伪。郁达夫的伟大还在于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歌颂，一个人只有对劳动和劳动者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崇敬，认识到劳动是这个社会最崇高的价值，才能不带任何做作地进行歌颂，进行赞美。与其相比我们现在更多的文学作品则是充满了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是啊，他们地位低下贫穷可怜，值得同情，但我认为真正值得同情的是那些不懂
劳动价值的真正的贫穷者。郁达夫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只是把剖开的东西放在那里任由你看，并不会事先给你指点，更不会给你个围城论，他只会由你看而不会教你看，观点和想法由你自己得出。郁达夫的小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热爱，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爱国理想，即使飘零到了南洋，他也在为全民族的抗日到处奔走，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当日本人把他押走时，他穿着拖鞋象到海边游泳一样从容，一个连活着都不怕的人难道还会害怕去死！日本法西斯只能毁灭他的肉体，而绝不能毁灭他的精神，郁达夫的灵魂永存！
我写上面一段是因为现在山林文学，仿古文学，汉奸文学又有抬头趋势，我不反对山林文学和仿古文学的存在，但让他成为我们的主流则是有害的，胡老先生在八十年前即对此深恶痛绝，可见它们危害之久远。至于汉奸在学术领域应当还是可以讨论的，只是我们站在什么立场本着什么目的去做。
有人提出要“打倒伪作家”，我认为柯云路应该算一个，曾几何时，“新星”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震动，我本人认为关于改革题材的作品至今无有出其右者，而今，他早已掉进“神秘”的泥潭，为胡万林之流做吹鼓手，稿费骗了不少，但对科学一窍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不比我们的朱海军先生高明。
近来又重读了姚文元的评历史剧海瑞罢官，总体感觉好，不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为他的著文水平叫好，姚文元用历史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断定吴晗笔下的海瑞是“一个假海瑞”，就这一点我认为是对的，吴晗也许确实要影射彭德坏，不过，姚没说，也许因为需要后来讲了，但整篇文章语言还是平和的，为什么当时北京市委不许登，也许心里确实有鬼，世间的事你越害怕越会找你，吴晗的“骨气”也许还不够，要不然干脆直接为彭总叫屈，此篇文章北京不许刊登，难道毛泽东心里能平，没有的事也成了有的事。关于文革的责任直到现在还遮遮掩掩，当时中国应当还是有清醒者，我们公社有个农民就说文革是“瞎搞”，即使毛泽东本人应当也是清醒者。
我没有看过海瑞罢官的剧本，只看过吴晗先生故乡义乌的婺剧海瑞罢官，整体感觉也很平淡，也许政治家要比我们敏感。 姚文元是大学问家，一个人的才能越大，给社会和他人造成的破坏就有可能越大，可要慎才。
◇子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