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形下，钱钟书旁逸出文学主题，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中轴线。现代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而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不是以理节情式的平和敛抑，而是高歌入云的昂扬亢奋。而钱钟书恰恰相反，不是积极介入，而是相对冷静地观照，他不像鲁迅那样荷戟血刃，而是执卷旁观。这就造成一种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性而忽视文学社会教化功能性的理性的“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钱钟书不期然以“偏见”自况。
这种理性的偏见在钱钟书身上表现为有一定审美间距的刺透性观照，这种观照因而往往以从上到下俯视的方式出现，更具有一股审视的气势。刺透性的观照成为钱钟书的一种生存方式，严格来说，钱钟书的本色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个书评家，他一生都以一个书评家的面目出现，以评点的方式观人阅世。而他的文学创作又是对人生这本大书的评点，如他《写在人生边上》序文所云。因而刺透性的观照把作家的钱钟书与学者的钱钟书化通为一，也就是说在“化”这一层上，钱钟书的文学批评往往是一种创作，他的确创作又是一种批评。
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止了，他带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近半个世纪前，当钱钟书完成《围城》之后，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可惜没有完成。从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意图来说，作品会有更强的哲理品格。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钟书自身的创作来说，可能过强了，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又是太缺乏了。他们能轻易地避开钱钟书“紧”的心理障碍，恰恰说明他们的创作心理结构上有严重的缺陷。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理障碍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直接引起的，那么，这也是种心理障碍，一种没有障碍的障碍。因而，钱钟书个人的创作心理障碍又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心理障碍——它阻碍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的进展，就必然集体体验钱钟书的心理障碍。这种体验当然是另人不快的，因为它会遏制宣泄的快感；甚至是痛苦的，如本世纪40年代钱钟书艺术创造在“紧”的态势中严重失常。但正如钱钟书收在一篇散文中说的“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可悲”。中国文学必须向着痛苦微笑，那样在理性的殿堂里，鲁迅才不再寂寞身单，中国文学才再会有一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