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致陈毅》信中讲：“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他把“民歌、新体诗歌”几个字打上着重号。建国后的旧诗论者有个风气，爱从古代诗人身上寻找民歌、民间的影响，一旦找到，诗立即涨价、诗人也跟着升级。他们对这点太夸大了，稍有阅读经历便知道，那类作品在古代极少，而且，把它们全部删掉，丝毫不会减损旧诗的成就。诗人固然常从民间拿来诗体，可是，那个诗体定成形、有成就，恰恰在它经过文人化之后。旧诗的个性，一直是文人的、书面的。
能否剥掉旧诗的文言基础，从而抛弃它的语言贮备，来把它移植到现代汉语上？这是深可怀疑的。即便有这个可能，它也将是极为苛刻的现代书面语，决非现代口语。口语与诗的语言至少有个区别：口语不够凝练，不重视节奏音韵。诗当然可以使用口语，不过，那是把诗来征服口语的结果，经诗选择出、提炼成的口语，在形式上含有诗性，内涵上富于诗意，这两点都并非日常口语必备的。当代的口语化，没有把诗去征服口语，反而把口语来征服诗，因此口语入诗误为口语即诗，通俗化归为庸俗化，出现大批顺口溜、快板书以至春节玩龙灯时“发彩头”似的作品。那不是具有口语样子的诗，而是具有诗样子的语言垃圾。聂诗便爱用口语、日常语、流行语。“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里，“白”便是口语中“白白地、空自”那个意思的“白”；“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里，“信口雌黄、交心、坦白”也是日常语、流行语；他写念报的红色姑娘“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全把口语来做对仗。可是，我们看得见，他花了多大的气力把口语挑选、俪比，改造得合于旧诗的形式，锻造出宜于旧诗的境界。那些口语经他手下不留情的揉搓，不但像脱掉层皮，简直已经脱胎换骨了。把口语视为灵丹妙药的那些论者，只顾着吹嘘，当然没功夫注意到驯服口语会这样费劲；口语是些僻乖的野马，不比用熟的旧词，只好像养乖的家狗，随唤随来。口语虽被视为灵丹妙药，可是你未见得有足够的才力、付得起昂贵的药费。
当代的舆论空气里，一旦诗作的费解程度超过小学课文、春节对联，便会给人斥为要不得的晦涩，或者讲你今人穿旧衣衫。仿佛大家真信实了“白居易做诗老妪能解”的谣言，非把诗歌贬到老太婆讲废话的水准才罢休。这也许只表明他们自己的理解程度只抵得不识字的老太婆。诗不妨令老妪都解，比方“床前明月光”一首。但是，不只老妪能解的才算诗，尤其是，仅只老妪能解，还未必可算诗。清醒一点儿看，老妪能解的东西里，百分之九十九决非诗；老妪所不解的诗，也要占百分之九十九。他们忘掉了，口语通俗也罢，时代精神也罢，本身都不是诗，诗是另一个东西。
讲到这儿，也许好些人忍不住会趁着势头问：“诗是什么？”这个提问顺理成章，可也像有点儿无理取闹。它很难回答。每个诗歌理论都含着一个答案，不管它是否明白道出。当然，它们毫无例外都是错的，因为总有些作品是诗，却落在它们划的圈圈之外。它们只能涉及“诗”的部分外延，指出具体的一批作品是诗，而不能给出“诗”的基本内涵，来尽概一切是诗的作品。换句话说，它们只讲了“什么是诗”，没回答“诗是什么”。
也许我们只好偷懒取巧，推卸责任，在理论上闭嘴不语，而把这个难题让给具体的阅读观感。读到一首好诗时，我们来不及搬理论书对照，心里早给它触动了。我们的观感由本人的诗性、积年的涵养、阅读、写作支撑起来。当然，先在的理论会作为背景侵入到观感之中，但是，观感自身不完全受制于理论，而可以被明晰意识到的理论、含糊蕴藏着的理论之外的作品触动。观感像个小孩子，闻见别人家的菜香，它也会嘴馋，只想打野食。甚至恰恰因为作品反对自己了解的理论，而发生更强烈的观感——你愈不许小孩子馋嘴，他便愈熬不住偷嘴。只要我们欣赏时对理论抱较超脱的态度，不以理论为本，而以观感为本，那么，理论便挡不住我们去品味、探索它之外的作品。把观感交给理论统制，好比把小孩子交给大人管教，两者的关系便紧张，气氛便僵硬，阅读也就等于一场貌合神离的可厌教育剧，咱们打着哈欠、撑着眼皮才看得完，还一无所获。当然，观感事实上没法完全离开理论的。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小孩子兴冲冲地跑来拉他的叔叔或者哥哥，去看他发现的好玩地方。我觉得这才是阅读时观感与理论最可取的关系。路程由小孩子带着；理论收起大人那付可厌的蛮横嘴脸，只在旁边不时点拨一二，照顾着小孩子别摔跤、别太淘气，难走处不时拉他一下。两人便这么相依地浪荡着，都感到纵情闲游的乐趣。同时，理论也可能不知不觉间走出自己熟悉的地盘之外——我们知道，小孩子对自然、外界远比成人有精妙的发现——拓宽了自己的眼界，稀释了自己的成见，陶冶了自己的胸襟。
每个人的观感背景会包含不同的理论，虽然它并非自己的理性认可的；这些理论都可以在阅读实践里卖出自己那份劲，帮着观感处理相异的刺激；只要不一心缠着自己立下成文法的那个理论，向它守贞效忠，阅读的空间其实并不狭隘。当然，每次的观感实际也只回答了“什么是诗”，但是，它比理论的回答具有更为广阔的可能性，因为它给“诗是什么”辟了扇门，随时敞开着，无数次观感便无数次追随了诗的外延；这个外延可以无穷，而观感在原则上也并无限制——它虽是回答上的沉默，勉强也算沉默的回答。
据说，维特根斯坦把这样的意思结束他的哲学著作：对不可言说之物，便应该保持沉默。我没有读过他的书，不知这话的究竟，但是我大体上响应这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态度。哲学尖着脑袋所钻研、尖着嘴巴所追问的那些基本问题、终极之物、整体存在，总之不会有答案的。如果我们不讲它们实际便是“空无”，至少得说，我们只寻得到“空无”。我们有点儿像拿竹篮打水的犟小孩，水也许实有，而竹篮捞它不上来。由于人类、认识固有的局限，即便真有所谓“真象、真理”，我们也无路走得到，它躲在认识从而也便躲在言说之外。任何一个认识的主体，都只是世界的一个局部，嵌在整体之中、受制于整体，因此一切主体的认识、感受也便为整体所限定，它缺乏超出整体之外的角度来审视整体，而这正是认识所必需的。譬如说，整体的那个因果网络便支配我们的认识；我们非得设定这世界是因果的，不然世界便不可知，可是，一旦这样设定，我们自己的一切——包括认识——也便逃不掉因果的网定，我们的认识谈不上是这个世界的真象、真理，不过因果迫得我们这样认识而已。这便是我们娘胎里带过来、死亡才带得走的局限。所有认识、感受本身只是整体之中的东西，由它们引起的行动，也融入整体之内；好比河流泛起的泡沫，它由河流制出，从属于河流，也最终沦灭于河流。退一万步讲，便算能认识到某一刻的一切，这个认识立即会形成行动，那么，这时加入了行动的所谓“一切”，便与先一刻有所不同，而这个不同没法由前一个认识概括。我们无从向河流抽刀断水，因为挡不住随后流来的水。而且，即便不付诸行动，“产生了一个认识”本身已与认识前不同，好比河流里吹进来一把刀；认识自身也算广义的行动，它会添加点儿什么。随时流变的认识跑断腿也捕捉不到时间上没有限止的整体。我们认识整体时会碰到化解不了的逻辑困难，而逻辑恰是认识的那根脊椎，它内在的支撑——把一个人的脊椎骨抽掉了，他当然也就只算得残废。
有些神秘家宣称直觉到整体存在、经验到与整体合一。他们也许给逻辑那面硬墙壁碰破了鼻子、碰伤了心，想绕着它走，以区别于一般认识的办法来把握整体。不过，假使我们诚实一点儿，便没法承认神秘家获得了“真理”。他的直觉也罢、经验也罢，或许的确感受到了什么东西；然而，那个感受自身只是整体的微不足道的部分。我们只消向树上砍一刀，问神秘家痛不痛，以便证明他并非整体，具有局部的限制性；再向他自己砍一刀，问他痛不痛，以便证明他是个“有我”的东西。没有“我”的东西会“感受”到合一，那便成天下之至奇；“我”既在，而居然已与某物合为“一”，更混乱不清；如果这个“我”便是整体自身，固然“一”了，可是我们又不明白自己跟自己为什么要“合”才为“一”，好像那个自己是个已处决的凶犯，开始时自首异处的。所以，神秘家所谓与整体合一、消失为无我等等讲法，在咱们自以为正常的人看来，近于疯话；我们确也不明白，那个站在咱们对面，拿语言向咱们喷唾沫的演讲家是谁——假使他果真“无我”的话。他的体验，想必并非外在的内侵，而是内在的外射——心灵某种状态向整个外界的巨大投影。这个状态可以具有心理的真实，但状态里的那个“整体”，不会是真理。只能讲，整体里包含这么一件事：有个感受主体感受到了某个状态，主体自以为那状态便是“整体”。至于有些哲学家从理论上也贩卖类似的讲法，咱们应该不客气地堵上耳朵。因为他不像神秘家确有体验，而同时他该懂逻辑。在生活中偶尔骗骗人，或者心理上自己给自己骗倒，那都属常情；自己都没把自己骗倒，便费老鼻子劲儿编大理论来骗别人，咱们也没那些闲功夫陪他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