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一

拿婉约与豪放来分别古代词的风格倾向，当然有它的方便，但是它太不精细了。词史上那么多风格各相区别的作家，是不易简单地把两顶大帽子全体罩盖的，因为各家的脑袋规格、形状都颇为不同。只谈豪放婉约，有些像李逵不分青红皂白的抡板斧“排头砍去”了。古代批评家并不这么笼统，毛自己也有领会，他觉得范氏那两首词便介于两者之间——不过，仍要归它们入婉约，好成就那个二分法。实际上，范氏《苏幕遮》上片已经很有豪放派风度，《渔家傲》通篇几乎已不存婉约气息。毛说“基本上仍属婉约”，而不讲基本上已属豪放，看来他听惯后代豪放派声嘶力竭的喊嗓子，给豪放派定的调门比较高。历来豪放派的溯源，除《花间集》里一丝半点写塞上的作品——比如毛文锡《甘州遍》——便数到范氏这首《渔家傲》。那时候，豪放派还没有眉目，欧阳修词学观念较为正统，所以讥笑《渔家傲》为“穷塞主之辞”。这个评语大概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严正的斥责，而像朋友间的互相调笑，不过，观念的区别一目了然。可是，欧阳修自己的好些作品，比如《采桑子·西湖念语》那组名词，虽调门不高，也决非“婉约”二字讲得尽或者讲得准的。《朝中措·平山堂》更谈不上婉约，而俊快、豪爽、洒脱。王国维《人间词话》引欧阳修“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两句，称赞道：“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直接把“豪放”一词来品目欧阳修。论者还常讲欧阳修“疏隽开子瞻”，疏隽大概不易讲成婉约，子瞻在我们心目中婉约的印象也决不会太重。范氏是个特别的作家，他似乎无意以文学名家，可是文、词都有名作。他能开豪放的先河，唱出豪放那第一声——我没有算上毛文锡——也许正因为他无意为词，因而不大注意词的规矩，心理、笔路承担的传统负荷要弱得多；他写作时，也便能更自由地把笔直追自己的经历、感受。非专业人员总享有法外治权的；当然，在以笔达意的训练上，他绝对的专业水准。

词论家向来对范氏注意不够，也许他存词太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吓唬人。他婉约的方面，“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两句，以后写同类情景、用相近笔法的篇什，都没有能超过他。“酒未到，先成泪”比他自己先前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更进一解。李清照名句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脱胎于范词，而多了些机趣、流动，可是论情感的诚挚，还隔一尘。眉头和心头都是愁爱去的地方，范氏好像说：愁要来，眉头和心头都害怕，忙不迭地闪避，把愁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可是终躲不过。范氏写景，已经纯是豪放派气象，而不像《花间》和柳永，偶有一篇、一二笔阔大。前边引到《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他的《御街行》：“珍珠簾卷玉楼空，天谈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虽然并不鼓努作气，景象的雄阔，瞎子也看得见。他有一首词似乎从没有人提到。《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这词里发议论、搬事典、甚至用口语，都该列为创辟之作，从前并没有人在词里这样胡来过。这点且不详论，只看它的风格，尤其神似苏辛一脉好些二流作品；假使把它收到辛弃疾的集子里，我看没有人会把它剔出来。也便是说，豪放派好些艰辛探索后的模式，他老早便轻巧地弄过了。豪放派见了他，应该爽然若失，好比孙猴子翻斤斗云去天柱边洒了尿后，忽然发现只到了如来佛的手指边。范氏只存下来五首词，两首算得正牌的豪放词，另两首写景早抢了豪放派的先，剩下来那首也决不软媚，可以收入《东坡乐府》的。只把他豪放词的比例看作五分之二，我凭印象估计，东坡的豪放词未见得超过这个标准。范氏吃亏在词太少，背后也没一群跟随者起哄，所以开宗立派的荣誉给东坡混走了。豪放派的发明权我们争不回来，可是，假如我们不势利，至少得把豪放词的发明权注册在范氏身上。他早就写出成熟的豪放词，东坡已落第二乘。也许有人要讲，我这个说法也足够势利，为什么豪放词的版权不能判给名气更小、更不起眼的毛文锡？我觉得毛文锡那一篇只是偶然之作，出于意外，他整个风调、其余作品里连一点豪放的兆头也没有；不比范氏，豪放是他的老习惯，尽管未见得是有意为之。当然，我这个回答，意见不同者会当为狡辩。

划分婉约派最大的失误是李煜。他被推为婉约派的大家，可是细读他的词，感慨之深、格局之大、尤其是抒情方式上的奔放、直率，都决非婉约家数——我知道讲李煜奔放直率，别人要跟我吵架的，可是目前先不回嘴——而且，他所达到的哲学深度，整个词史里都没有人能够梦见。王国维对他推崇，极有见地。词论家的思想、眼光，大半局限在文学、社会学里，缺乏对生命的哲学领悟——这也像是先秦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弱项——而王国维颇有哲学气质，并且下过功夫。他自己做词，也有哲学意蕴。他在《人间词话》里比较李煜和宋徽宗两个亡国之主：“宋道君皇帝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同样的亡国，而道君皇帝只局限在个人的身世之感，李煜却能把这个感受拔高到全人类的共同境遇。我自觉领会得到王氏写“释迦、基督”四字时，是什么在触动他。李后主把“流逝”这个意象写得后人没有措手的余地，透辟地概括出人类的恒常情感、一致命运；无论个人的具体遭际怎样，跟他一谈，都会觉到同病相怜。这样，他便从具体的情景中超越出来，好比灵魂比肉体的枷锁中出窍，升到了哲学以至宗教的层次。人类生活无非同时间的一场战争，我们想要的一切，都得在时间里才可能获取；我们想要保留现有的一切，也得经过时间的批准；可是时间极其刁难，老是板面不同意。我们的欲望总在向时间乞讨，而时间不但不施舍，反而向我们抢劫。它把我们曾有的抢走，丢进失去里，把今天抢走，掷向过去里，它甚至把我们的岁月抢走，而且永不归还。最终，它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欲望本身也夺去，把生命扔进死亡，像扔片垃圾到垃圾箱，一点儿不怜惜。这场战争里，我们从头便预定了是个失败者——在永恒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