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逝世多年后，对古老迷信的禁锢放开了些。民间出现好些有趣的现象，满路的汽车窗前都挂着毛的相片——有时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刘少奇——司机讲毛福气大，能保自己平安不出事。似乎生前领导民众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毛，死后索性改行，在咱们中国那些崎岖小道上当起交通警察了。中国的城乡各处，都盛产一种老太婆，她们也许天生秉有佛缘，临老才发作，也许世事经多了，深感人力的渺小、天命的可畏，总之，一到上了年纪，便忙不迭地在家里建个神坛供菩萨。叫人惊奇的是，毛的塑像竟会是神坛上的常客，他虽不食人间烟火，老太婆的人间香火他赶都赶不开，给薰得一身的乌灰。我碰见好几个马脚——本地神汉的俗称——跟我说，毛封了什么什么神，讲得来有鼻子有眼睛，好像便是他亲自封的一般。当然，由于册封者不同，毛的神职也不会相同，我没留心记下来。也便是说，毛不但在“神”的引申义上被当作神，而且在“神”的本义上也当上神了。毛一生打倒了他之前一切本义和引申义的神，可是他自己最终在两个意义上都成了神。假使鬼神之说可靠，那么，毛在九泉之下——该说九天之上——冷静地反思，他会作何感想？是感到欣慰，还是感到讽刺？
也许把某些人奉为神，也有社会心理的缘故。我们常有这个观察，没有神，群众简直无所适从，就好比人没有了脑袋。群众的脑袋往往长在个别人、别个人的肩膀上，一切巨大社会运动里那股全民景从、盲目狂热、极度暴烈、无可阻挡的势头，都暗示出这点。比方希特勒、比方文化大革命，更不论宗教狂热病发作时的症候。有人讲，希特勒发表他煽动演讲后，清场的人发现，座位上留有女听众性兴奋后的痕迹。我不了解荣格的学问，可是他一句话引起我许久不平静，他评述备战的德国，大意说：给某个民族一个原型，便会全体激发，无可理喻。他想从原始心灵里寻找对社会运动的解释。即便不懂他那一套，我们也能粗浅地感到，群众常常需要一个脑袋，而不大管它的好坏。中国有些地下调查家，对文化大革命武斗时的人食人现象作过统计，一个小县里吃掉的竟超过上千人。那些斗士们不但要杀掉敌手，而且非吃掉才解恨。除开野蛮部落的食人风俗、古代大饥饿期间迫不得已的食人，我们对现代文明社会里的食人简直闻所未闻。清兵曾吃掉造反者的心脏，可那也只有绝少数，如此大量、而且仅出于仇恨的食人，想来都觉恐怖。孔融曾讲，聪明人吃掉大傻子只等于吃掉一只能言鹦鹉；那不过狂士的怪话，不能跟他较真，比方他自己便从没有吃人的嗜好。性兴奋和嗜血到食人的那股恨意，总不能归为冷静理性的、有基本道德界限的情绪。食人者都是经过基本文明薰习的，一旦清醒，定会觉得自己疯了，发现自己当时没长脑袋。实际脑袋当然长了，不过长在别人的脖子上，他们那种狂热无非是给人调动、刺激起来的——深蛰在人性底下的非理性、可恐怖的那些巨大的欲求和力量，本来总算给文明薰习掩盖着，至少以文明所规范的方式缓和地实现，政治家把它们激发出来，为自己、为某个运动所用；同时，一直因为文明压制而老觉得不痛快的欲求，也借政治家开的那条路无顾忌地撒一回野；这真是相得益彰的天作之合，好比跛子配匹瞎马，你借我的腿，我借你的眼。群众需要另一个脑袋，有它深远的缘故。别人的脑袋可以提供编排得光亮亮、响当当的神圣理由，可以绕过平凡庸滥的板脸孔说教来拦路——相较之下，那些说教简直卑鄙甚至罪恶——何况有那么多的同伴，人多便是心理上、真理上最有效的辩护理由；这样，平日心底层里连自己都怕见的那些欲求和力量，便可理直气壮地遍天下跑马了。假使由自己的脑袋作主呢，它满脑袋的文明、道德成见，缚手缚脚，不爽快之极。
即便在非变乱的常态社会下，我们也看得到群众脑袋的那个基本轮廓，不过，不像异常情形里那样赤裸裸等于剃了光头，而还长着头发，不那么打眼。古来一切时代里，人类生活都是一潮一潮地过的、它实际便是一场时常更新、老不厌倦的大时髦。无论人类生活的各个项目和层面，大至生活方式，小至穿衣样式，都无例外。一个潮流来时，绝大部分人都给卷进去，极少有人能够、愿意做那顽硬的中流砥柱。这个潮流里，普通的水固然给号召起来一致运动，水底的沉渣当然更趁势泛起，跑到浪峰顶上弄潮，博取喝彩。水量虽然无尽，潮头只是一浪；同样，群众虽然无数，脑袋也只有一个——也非有这一个，而且不论好坏——今天的以钱为神，以至一个民族丧失判断力，便可充得一个例子。上帝死了之后，遍天下生出没爷娘的邪神，建立邪教，而偏有无数人——通常是善良人、有时甚至是明眼人——景从，也可透出消息。群众一旦没了脑袋，立即着慌，无头苍蝇似的到外乱钻，非得另找一个出来——脑袋是非有不可的，姑不论好坏。指责群众糊涂、浅薄，意义都不大。从人类进化史看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群体里。不结成群落，单个人在强大、强硬、不友好而善威胁自然里，无法应付基本的生存。拉帮结派乃是自然之势。一切进化的、文明的成果，除掉内化为身体的遗传，便借群体来向下一代传递；语言、风俗、技能、制度、学术等等，无不从胶着于社会的别人那里获取；单个人即便具备最完善的遗传条件，也没法独立地把代代积累的成果重新复制或者说发明出来。譬如脱离人类社会的那些狼孩，他不但不能讲话，甚至连直立走路都不肯的，而会应用自然界动物界最经典的姿势，四脚着地地爬。群居生活不单在生存的功利上控制人类，也会侵入情感的、心理的领地，使人心总也离不开对群体的依赖。我们需要得到群体的敬重，至少得到群体的认同。这个实际功利向心灵的投影和转化，从某个角度讲，也算得实际功利实现自己的一个手段；一旦心灵上大家都养成对群体的依赖，便不必等外界的教训、威胁、强制，大家极自然地说会向群体靠拢，不费多大本钱便可实现实际的功利了。这是社会肌体的一个功能性的调节办法。经过长久这种薰制的社会里，一个人倘有些特别的、个性化的思想不给别人领会，他会觉得寂寞；假使在更深的层次上，譬如感情、心理上都被群体疏离以至背弃，他便挣不脱孤独和恐惧之感，长此下去，精神必定崩溃。邪教所以有销路，一个原因便在于，当代生活破坏了群体的紧密程度。大家总有被抛弃的孤独恐惧，邪教最讲究共同的信念、特别重视共同的生活，它总算是一个肯接纳自己的群体，可以当为归宿；虽说这个可归宿的家有些古怪，总不至于荒野之中露营了。民主、自由之类的观念，不加转折文饰的欲望对立，明诏大号的个人主义，等等一些因素，都在这个破坏里卖了力的。不能根本上反省当代的生活，光拿法律来取缔邪教，未见得会收到什么说得出口的成效。当代生活依然是按潮流过的，它照样把群众的脑袋塑造成一个型号，大家讲起民主、自由、欲望、个人时，声音无不喊得震天响，脑袋无不仰得比天高，毫不感到自己没有道理、跟别人背逆；可是，这个潮流包含的内在思想虽不在理性的层次上破坏潮流，却会在更深的情感、心理层面上离心群体的向心力。大家挤在一起倒是挤得顶紧的，不过，有点像一群挤紧的刺猬，表面虽亲密，暗底下互相刺痛——大家从属于同一个潮流，因为都长了对别人有害的刺；大家感觉同一种痛，也正因为都长着那相同的刺。
谈论人性的时候，通常爱把兽性和神性搅在一起讲。西方有名言说：只有上帝和野兽爱孤独。处在兽与神中间的人，当然便受不了孤独，非得获取群体的认同。为了免掉孤独，群众时时都准备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当为代价，而借用公共的那个脑袋。群众忍不住需要神，造神也总会有它的土壤，而且加了肥料的，相当之肥沃。一个眼见的事实是，长久的历史里，真正强度的无政府主义——我没有读过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这个词只借来指明某种倾向——真正强度的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当令走红过，无论在理论上、心态上还是实际的制度上。因为它离散群体，而把人逼入孤独状态；做野兽是大家所能而不愿的，做上帝是大家所愿而不能的。人类生活的这些特点，当然根由很深远，甚至理由很充足。可是，它值得警惕，因为它也成为灾难的陷阱——在对毛的变种繁多的造成神运动里，我们从《沁园春》里看见毛自己不经意地显出凡人的真身，便愈加觉得可贵。
现在从岔路上绕回正途来。对毛词下片的另一个评价角度，是纯粹词学的。虽说它更贴合鉴赏的本职，倒不消化费多少口舌；这条正路短得很，几步便跨得完。
无论毛在下片的回答正确与否，合于他的思想与否，这个回答是借助词这体裁讲出来的，它会运用词的技巧，最终也构成词的艺术效果。我们读了“怅寥廓”那个气宏笔重的句子之后，再读下片，便觉没劲。好像碰见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不免大为耸动，凝神聚气地一拳打去，结果打中的并非麻老虎，而是只纸老虎；我们的心理扑了个空。下片笔力风帮都显得轻飘飘，完全压不住、承不下那个好句。尽管他用的许多似乎昂扬、慷慨的陈词滥调，譬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些景象本来是豪放派爱请进作品里的常客，可是比较那立于“寥廓”、向着“大地”发的“苍茫”大问，尽成为泥人纸马，不经一搠。我们知道，常客必定不是贵客，再尊贵、珍贵的客人一旦来的次数多了，数见不鲜，也会降格得稀松平常，我们对他，不再重视。读词时，这些习滑用语也构不成审美的重大刺激。在连年累月、连篇累牍的滥用里，这些词汇已经磨损了，感觉也给它磨钝了，它像经千年流水打磨的卵石，没有圭角来刺人，感觉也生出老茧，不再会给它刺痛。这也是毛词吃亏的一个原因。可是，即便这些词汇还是头次上市，也卖不起“苍茫大地”那样的辣价钱。词的下片显得狗尾续貂，不相匹配，整首词也便头重脚轻，好像胖子跟瘦子玩翘翘板，下片给翘到半天云里，落不下地。我们对身体部位的偏向一向是重头轻脚的，艺术品却有点儿重脚轻头。假使一首词不是头重脚轻，而是头轻脚重，那便无人敢有微词了。跟着词读下去，感觉它的声音愈响愈大、情感愈转愈深、笔力愈下愈重、词意愈出愈奇，那是词家所梦想的大好事。反之便大非妙事。倘没有那么重的问句，这首词固然因此减掉它的点睛之笔，可也落个通体匀称；有了它，词就像害甲亢，只一双大眼睛突兀地鼓出了。一个好句会成为通篇匠弊病，这是文艺里顶叫人头痛的问题，对于作者和读者，都像俗语所谓“猴子捡了生姜，吃又辣不得，丢又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