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长沙》正写在二五年秋，他寻到新思想、新道路的激奋心情中。我们有理由期待《沁园春》里，毛会打起他刚造好的“农民”新旗帜——至少“工农”旗帜——象他一生的政治实践所做的那样。可是他竟没有，而只写了一群学生。也许该说，他的回答跟他的思想相左。不过，问题没有那样简单。
“思想”一个字眼涵义含糊纠缠，有时不能行笔带草地滑眼看过。譬如，毛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这当然是他的思想；可是，一个人为什么接受这个“思想”，也透露出他思想另一个侧面甚至层面。据说实用主义有个比喻：人类思想就像一座大厦，各家各派的思想家抱着他的思想分居各个房间；而实用主义就像这大厦的公共走廊，无论谁的思想，想走出大厦来到人世，对社会发生影响，都非得经过这走廊不可。思想可以不直裸裸地谈功利和实用，然而，人类选择哪种思想是受功利、实用支配的。假使这个支配不是绝对的，至少是主要的。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他的思想便是关于人类如何对待“思想”的思想。“真理是有用的”，这句格言有人并不同意。当然，真理对人类可能无用，可是，至少人类只选择有用的真理。不但一个社会选择思想基于功利，个人接受思想同样把功利做尺子。日常生活里，出于利益的盘算，人们随时选用一个道理来为自己的行为找根据、作指导；一旦情形变化，利益的风向转了，他会见风使舵，选用相反的道理，而毫不觉得自相矛盾。例如做老百姓时恨民主稀薄不够，大家最讲民主；爬上官位立即感到民主泛滥成灾，大家——当然不是讲“专制，”而是——讲“集中”。甚至地位不变，向上级呼吁民主，向下级爱好独裁。古代士大夫有个典型的两面派策略，他得志出仕时满心的孔孟之道，一旦倒霉遭贬，便满心——至少满嘴的老庄佛氏，把前者来支持自己的功名之念，把后者来抵消自己的失望之感。前边提到有人不同意“真理是有用的”，这个态度当然可能出于学理上对这句话的不信任，但是也很可以出于别的考虑：他怕同意了便显得自己只知道实用，一身的市侩气。他把存在判断与道德判断搅在一起，深恐别人从这个存在判断来对自己下道德判断。不接受“真理是有用的”，固然是他的一个“思想”，为什么不接受它？这也暗示出他深层的思想。这些只是功利把握人的最粗浅层面。那些想在历史的长河里弄潮的有志之士，非得挑选一种他自以为能指示历史方向、推动历史进程的“思想”，作为依托；好比渔民出海得看气候，否则大有危险。他们不但不愿意落伍于时代、不满足于跟上时代，甚且要领导着这个时代。很容易看出他们身上功利态度：他们对权力、声名、以至死而不朽有强烈的欲望。他们当然会辩护说：自己的选择是为大众的幸福，因为自己所选的“思想”正是着眼于大众的。也许他的选择事实上有益于大众——那么，我们便真该庆幸——可是，这跟他的功利态度并不必然矛盾，打着大众功利的旗子，自己的功利便从旗底下侧身子偷渡过去了。而且，客观上大众功利是很可能与自己的功利矛盾的，一到这时候，好些领袖便给自己的功利箍着，忙不迭地把大众功利丢进垃圾堆里去了。老实讲，历史的一个内在动力，便正是这种功利、欲望。自从精神分析学说昌明以来，想要抹掉人本性里的自我中心与功利，我们得花费更大的诡辩、谎言力量。一个人与他所接受、崇信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隐晦，那个思想自身并不能涵盖这个关系，正好比理发师是专给别人剃头的人，可是他自己的头不能由自己来剃。人们为什么挑选那个“思想”，暴露出他思想的另一面、另一层。毛不可避免地受着权力之欲、声名之想的支配，他后来的政治实践也一再表现出这点。晚年时候，他见外国人，常常不由自主地不谈政治，而谈生死，讲死亡是自然过程，讲唯物主义不相信灵魂不灭；也显出他对死亡的恐惧，对死而不朽的企望——我对他的心理深为同情，老由他想到《左传》里的赵襄子——好些人出于各种目的，要把毛捧为神，因而对毛的声名、权力、不朽欲望讳莫如深。我们觉得这些欲望只是人情之常，没什么不正常、好指责的。可指责的倒是，毛时常给权力欲望过度地摆布，把大众都丢到一边去了。
毛在这首《沁园春》里回答“谁主沉浮”，不说“工农”，而抬出一群少年同学来，使我们若有所悟。“携来百侣曾游，”，百侣不过陪衬，主角是携百侣的“我”；即便把那群少年同学看为一个整体，也只是“我”的一个群像；即便把突出的“我”抹掉，所写整体仍然能代表“我”。这个小我或者大我，总之不是工农；当然，他们可以成为发动工农的主帅。“指点江山”、“中流击水”——我们不由记起“中流击楫”那个故典——都是文艺传统里创造历史的典型意象。把这些情况合起来看，毛在这里压制不住想要表露的，是他个人创造历史的豪情壮采，而不是对“哪个阶级”主沉浮的冷静回答。毛平生的思想，都从不视“少年同学”那样的知识份子为一个强大的阶级，把他们置于工农力量之上；相反，像好些古代农民起义，他倾向于压制、贬低知识份子。毛的回答，看似违背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不然，他不是从这类“思想”的角度来答话的，他不曾背叛，不过背向着那个“思想”，一时间看它不到而已。毛不合逻辑地没按自己信仰的“思想”答话，这个叫人惊讶的错位，倒是叫人惊喜地揭示出他思想的另一个不常外露的层次：他个人创造历史的激情，大合心理逻辑。“怅廖廓”那一句只提供了一个富于思想包容、情绪色调的暗示意象，无论它实指的是“哪个阶级主沉浮”，还是“哪位个人造历史，”都跟意象的暗示不相悖逆，恰相拍合；因为那两个内涵在文学和心理学上密合一致，不管在思想上可能有多大区别。我推测有两个可能。一，毛写那句时，心里所感受的实际便是个人创造历史的情绪，而事后感到这有“野心”之嫌，力图掩饰，才把它讲为“阶级”。二，毛写时便指阶级，而到下片他跳开了。他刚寻得革命新道路，激起个人雄心，那么强烈的豪迈情绪，不由把冷静的回答顶到一边去，顾自喷发个不歇。所以我们看到下片那样地兴高采烈。由于那个问句可以兼容两种内涵，他心理那一跳便非常自然，不会引起逻辑连贯感的抵制。联系到他从前在长沙念书，词的脉络又是由眼前景想起旧游事，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更说得通些。无论哪种情形，毛没有回答“阶级”问题，只表露了“个人”情绪。他这个也许自己没不乐意的流露，好比密室的裂缝漏出了灯光，越加耀眼，引人注目。老实讲，看了这首词，我们觉得他更可亲近了，他还算得人间的人，并非人造的神。
对毛的造神运动，实际从未停止过。政治便直接地造神，譬如林彪及其前任后继。据说，刘少奇讲过这样意思的话：四十年代在延安时，因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有绝对权威，所以，延安上层也开始有意拔高毛的威望，好跟蒋对峙。我记不清这段话从哪里看来的了，假使它可信，那么，造神便是党有意识的策略。老实说，政治跟造神天生相连带的，只要政治一天不落马，造神这活儿也便一天不会下马。名言有所谓“有群众的地方便有政治”，群众是否需要政治，也许大家看法不同；政治需要群众，大概谁也提不出疑问。没了群众，政治便好比耍把戏的丢了猴子，没什么好耍的了。而要控制群众，造神便势在必行。政治可以不把某个个人造为神，可是，它总得把某个主义、制度、政策讲得异常神圣——这便是政治家的执照了，只要它在，政治家便有得混。稍稍留心便注意得到，不管理论家们把一个学说作怎么精密的论证，它最终被群众接受时，都只采取这样的形式：简化为几个武断、神圣、煽动性的口号。群众从不懂得理论，也从不需要论证。理论家倘稍有现实眼光
政治里对毛的造神，手腕笨拙，未免叫人肉麻反胃——毛自己似乎并不觉得反胃，这也表明别人虽造他为神，他自己还并未真给造成了神，他还只是个人，没挣脱人的基本弱点：妄想成为神或真以为自己是神。
一直以来，毛的形象只是专职的伟大领袖，一股劲儿地光辉正确，一门心思做他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不食人间烟火，不与人间搭界。后来起了反动，闹哄哄地出了一批写他日常生活、情感生活的文学和影片。结果他摇身一变，又通身毛孔都散发出无比优美的感情，同样地毫无疵瑕。他不但是政治的、领袖的神，而且兼职爱神了。有本书叫《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他走下神坛后并未与咱们凡人一起打滚，而抬脚便跨上另一座神坛。从前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那时候毛在政治里当神；现在政治稍稍失势，小市民生活那些欲望、情感——从前称它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席卷了全中国，他时髦地再变为情感的神；这在逻辑上是一贯的，不论两个神名称、形态怎样不同。我们知道这底下有强大的政治心理，毛不能倒，他是一面旗帜，他一倒将表示一个党的失败。那么，假使将来有政治家想把矛头对着党，我猜想他极有可能从毛开始——至少一开始便不会放过毛。这对毛是否公正？我们没法讲，不过，这可能是从政所要付出的代价。把毛塑为情感神的那些作品，未见得有政治直接的插手，可是，它们是政治心理深远渗透的后果；好比眼的视物，物不必真跑到眼睛里来，它自会把影像远远投射进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