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历代王朝勃兴，都给自己造些民谣、谶语，伪装成天意，“预言”自己当兴。不过，王朝朝三暮四的惯技，夺天下时讲造反有理，守天下时讲造反有罪，所以一坐龙庭，便禁谶纬之说，唯他老人家自己合天意、是正统。“造反有理”好比一张网，要打鱼时撒下去，鱼一打到手，立即收回来。历史里正常的统治时间毕竟占多，争天下的次数到底有限，所以强大的舆论空气始终是造反有罪——也许在外国以至将来，这个舆论空气都会老占胜著，不论民主意识怎么样发达；因为人类得维持社会才能生存，社会也需要稳定，才允许人生存——这个空气也影响到神话。《淮南子》不给共工正统地位，便表示对他的否定。不周山神话别的文本毛自己也引到，它们都持同样立场，有的直说共工只是个诸侯，因为颛顼德衰，便来争帝。所有文本都因此不讲他好话，什么“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什么“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古人那些治天下的理论认为要不得的毛病，全往他身上堆。连《尚书》不提到争帝，只记一个大臣名“共工”，也忍不住向他泼瓢脏水：“象恭滔天”，表面上恭敬，实际想造反。简直连“共工”这个名字都给那位造反派玷污了——我疑心两位共工实际是一个人的历史和神话两样讲法，不过，神话学者似乎不大同意——《淮南子·天文训》里，共工造成的后果是“天柱折、地维绝”，把整个宇宙正常、正确的秩序破坏无遗，这更是拿艺术手法指斥共工叛逆无道。《淮南子·览冥训》作了个补充，请出中国最伟大的女性、母亲——女娲来补天，消弥他带来的灾难，这办法骂得愈不客气了。
由于共工在神话里的这个形象，毛简直没有可能不对他发生好感，不把自己、自己领导的革命跟他挂钩，因为毛便是当时的叛逆、反抗者，跟共工正是同道；毛们的争天下，用古话来说，便是“争为帝”。毛非要突兀地用“不周山”一个典故，并且搬出考据家的派头来辩明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也就可以理解——毛讨厌卫道士们造反有罪、造反必败的论调；这种势力强大的舆论气候也迫使他必须更激烈地加以反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的这个抗辩，实际也是曲折地替自己、自己的事业争正统。
专就考据论，这个长注不很圆通。毛立论以《淮南子》为据，讲共工是“胜利的英雄”，可是《淮南子》借非正统已经把共工打入另册了。《淮南子》固然没有讲共工“死了没有”，可也决不颂他为“英雄”，从情感上，《淮南子》不会支持毛的论断。甚至淮南子虽不说共工死掉，已经宣布他失败。《淮南子》说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别的文本把话讲得更直、更细：“不胜而怒”。我们确也想象不出，假使共工胜利了，他为什么会发“怒”，下死劲拿脑袋去撞山，这只能是失败后的悲愤举动。我们也难以把“怒”字理解为战争中的勇猛之气，像毛词所谓“天兵怒气冲霄汉”那个“怒”；因为共工的敌手不是不周山，而是颛顼，他犯不着指桑骂槐地打别人。只有失败者不能或不敢战了，才滥杀无辜，发泄情绪。不过，我自觉猜得出毛为什么犯这个理解错误，把共工之“怒”看偏了。毛读神话时，带着极重的心理背景，他把自己和革命者与共工挂钩；他反抗的目的是旧制度的坍塌，在他心里，这个坍塌也正是借天地崩陷为意象来表达的。共工一触不周山，果然便天折地绝，因而毛不假思索便把不周山误当作共工的敌手，“怒”字顺理成章地成为发猛气的怒，并非发输气的怒。一旦天折地绝，共工自然也便胜利了——因为毛意象里的旧秩序崩溃了。毛认共工为英雄，也使得他不会细辩《淮南子》里暗含的正统问题，注意不到它春秋笔法似的褒贬。毛的这个考据错误，出于别有怀抱，不必深究，何况他并不以考据名家。我只是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思想、心理状况。
共工是古代神话里的大名士——虽说他出的尽是恶名——到处露面。他后来还曾跟禹捣蛋。据说，他是水神，《山海经》里记有“禹攻共工国之山”；又讲“共工之臣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荀子·成相》说“禹辟除民害逐共工”；三者讲的当是同一回事。毛推测不周山那一仗共工没死，看来共工有点应得上俗语所谓“恶人万万年”。共工又是炎帝后裔。炎黄之战是古代神话的一个材料源泉，好些神话都从它生发，或与它勾连。这战以炎帝失败而告终，后来炎帝一系的人不服气，排着队来复仇，著名的硬汉子像蚩尤、夸父、刑天都揭竿而起来闹事，共工也是其中之一。颛顼世系属黄帝，因此共工与颛顼之战，也便可算作炎黄之战的继续。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词典》是极费苦心的成就卓著之作。这本书里，他就把共工与颛顼争帝归入炎黄战争那一大族神话。治水是另一大族神话。主人公禹出身也在黄帝那一系，倘用从前“成份论”的办法推理，禹逐共工杀相繇，也可归入炎黄之战了。《词典》“共工”那一条便是这么做的。可是，《词典》“禹”那一条，又把杀相繇归为“禹治水”。这便有点儿矛盾。“禹逐共工杀相繇”里，共工是水神，禹杀他的臣子相繇也用的水攻，相繇死后，其地多水，不长谷，只得把那里当成池子；据这些情况，显然这次战争是禹治水时打的。“禹逐共工杀相繇”这回事，就故事本身论，主要意义应该在于治水；不过，神话集体创作，又历时演化，在创作背景上、人物设置上，不妨留有炎黄战争的辗转遗传。袁氏《词典》里的那个矛盾只能作这种程度的辩护。由于背景不能与意义等同看待，所以不能把这个故事判为炎黄之争的余绪，而得列入治水中。正像政治里的“成份论”荒唐可笑一样，神话里的“成份论”也不宜滥用的。
《词典》把保存在古书里零珠断玉的神话全收集在一处，免掉神话爱好者的翻检之劳。袁先生另外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神话》，更等于把零珠断玉串缀、粘接起来，既照顾神话所讲的天地开辟、世界演进的时序，又注意神话群落，经我们勾勒出一个神话体系的全貌。它用白话来讲故事，文笔也通达。《神话》讲不周山那一仗，采取司马贞《补三皇本纪》里的说法，共工不是跟颛顼打，而跟祝融打。祝融是火神，他的世系，一说属炎帝；一说属黄帝，而且就是共工的父亲。祝融来历不明，倘要把不周山一战归入炎黄之争，看来还是叫共工跟颛顼打比较方便；叫他跟祝融打，保不定会成阿Q所谓“儿子打老子”。不过，《神话》解释不周山一仗为“水火之争”、“光明与黑
另外，袁只注意到共工作为水神，反抗禹来制服自己，而忽略了共工与治水的另一重渊源。毛的长注所引《国语·周语》那一节说：“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有崇伯鮌……称遂共工之过……其后伯禹念之非度，厘改量制……疏川导滞……”看来共工还是治水的拓荒者，禹的老前辈。《尧典》里，共工是尧的水官，“共工方鸠孨[左有“亻”旁]功”那一句便讲他治河的方法是“方鸠”——防救，而且已经有了功效，共工是堙塞治水法的创始人。当然水来土掩的普通生活经验，不必等到尧时才懂得，更不必要某个专人来发明，不过，古人爱编造传说，把这类经验都当为发明，注册在个别的圣人身上，咱们也无妨信而好古一回。禹的父亲鲧也用堙塞治水，那不过继承共工的旧法罢了。到禹起来才改为疏导。《竹书纪年》讲治水，并不从鲧讲起，而确从共工开头：“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帝尧七下五年命司空禹治河。”如果共工是堙塞法的创始人，禹与共工之战便发生新的意义：暗含治水方针的敌对，隐喻治水方针的转移。
共工治水这个身份非常重要。治水那一大族神话，记录了治水事件的各个侧面。跟自然力量的较量是其一：降水怪无支祁，化熊通山等等。动员、协调队伍是其二：杀防风氏，神龙玄龟相助等等。禹个人的艰苦卓绝的品格是其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化石，病偏枯成禹步等等。但是，关于治水方针，神话只讲了一回事：“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以定九州。”这则神话表明鲧所用法子为“堙”，而后来禹所用为“导”。另一些说法，把“息壤填洪水”也归在禹名下，那么，禹自己也曾用过堙法。我们看得到堙法换为导法，但是这个转变过程，我们讲不出来。揆之情理，这两条治水路线一定会互不服气，互相争斗，但是神话没有报道。“帝杀鲧”不能算为路线斗争，因为帝恼火的是鲧“不待帝命”便“窃”走了息壤，这只是帝王的那个老毛病——权力病——的一次发作，与治水方针了不相干，帝没有干涉治水的具体战术。鲁迅对神话深有研究，还拿神话来做小说。《故事新编·理水》一篇里，他便以小说家对世事的敏锐了解，补充一段有关治水方钍的争论——那里提到“导”是蚩尤的法子，《词典》像没收罗这个资料，不知鲁迅是别有根据，还是他在《序言》里自承的“信口开河”——假使不拈出治水先辈共工与后进禹的那一仗，那么，神话便有些不得要领，漏讲了理水里最关紧要的问题。有了共工反对疏导，以至于打起来，这个断环便补上了，使我们了解两方闹的激烈程度，而治水这个事件便更凸现，禹的形象也愈丰满。有趣的是，《山海经》记禹杀相繇，正是“湮”杀的，真可谓以其道还治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