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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鹂》——病逝前的孙犁,
抗战胜利后，孙犁回到冀中，主编《平原》杂志，并坚持文学创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第二天孙犁就随军入城，参加创办《天津日报》，从此五十余年如一日，他没离开天津，没离开《天津日报》。
在办报的同时，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等，出版了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1958年结集出版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获得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1956年初夏，孙犁尚未完成《铁木前传》的写作，不幸病倒，此后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近20年的时间不能正常工作，也极少写作。“文革”浩劫时期，他受到残酷迫害，谪居陋室。他几次想到自杀，而终于坚持下来。
进入新时期，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且体弱多病，但他思想活跃，焕发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创作力。晚年的写作持续了20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不间断地写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共写出120多万字，相当于1966年前所写的所有作品。这些作品都收入了《晚华集》、《秀露集》、《曲终集》等10个集子，又称《耕堂劫后十种》。
1982年，《孙犁文集》出版。在《自序》中，孙犁自省：“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在另一篇文章，他又说：“如果我们能够，在70年代，把自己60年代写的东西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无疑，孙犁的全部作品，都可以获得肯定的答案。
像孙犁这样严肃看待自己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并不很多。孙犁说过：“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澜。”简而言之，他从未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更没写过违心的作品。
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孙犁从未在批判会上批判别人，更没有写过一篇大批判文章。有一次，组织上指派他到北京，批判他年轻时崇敬的老作家，幸得会议主持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他对这事铭记在心，永远不忘。还有一次，他不顾个人利害，为当时被批判的一个诗人说了几句公道话，也幸得主持人了解他，未予深究。“文革”中，有人找他调查一位老战友说了哪些反党的话，他情绪激动，慷慨激昂地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在创作上，孙犁极其认真地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他的主题、人物、情节，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绝不“虚张声势”；他的文章语言，更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孙犁在晚年极其珍惜时间，他在屋里方桌上的大玻璃下压过一张小纸条，写的是“本人年老多病务请来访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文字未加标点，写在从报纸裁下的一块边角纸上。他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读书、写作上。
孙犁对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影响也许是创立了“荷花淀派”。那是在新中国初期，一批青年作家学习孙犁、追随孙犁，受他的影响和指导，创作出一批较优秀的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作品，文学研究者称他们为“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但晚年的孙犁却不认为有这么一个流派。他主张“文人宜散不宜聚”，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无流派，而名人辈出，风格多样，诗坛繁荣”；更何况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历坎坷，当他们再度写作时，其风格与情调已不复往日了。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犁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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